爱尔兰
到8世纪晚期，爱尔兰已经成为一个艺术、文学和学术中心。尽管没有统一的王权，爱尔兰的上层人士却逐渐形成了爱尔兰自己的民族特色，这种特色基于语言、文化和宗教之上，并且通过宗族家谱和起源神话加以界定和印证。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那些新来的维京人则被视为“噶依尔”，即外乡人。尽管人们认为维京人在建造爱尔兰主要城镇的过程中功不可没，但他们依然被视为外来者，而爱尔兰人追根溯源，认为自己是凯尔特人的后代。事实上，大量证据表明，跟在英格兰的情况一样，一种混合文化在爱尔兰发展起来。尽管外来移民中有许多人都拥有挪威人的血统，但他们不大可能都是直接从斯堪的纳维亚迁移过来的，同时他们也部分地接受了凯尔特人的文化，因此他们常常被称作爱尔兰－挪威人。
劫掠修道院的似乎不只是维京人。在基督教时代早期的爱尔兰，劫掠活动时有发生。在795年挪威人首次洗劫雷什鲁（可能是安特里姆郡的拉斯林岛）之前，有稽可查的爱尔兰劫掠者所进行的袭掠活动至少有30次。直到10世纪初期，挪威人和爱尔兰人还总是能够清楚区分开来的；之后，这种区别逐渐模糊起来。那些袭掠活动与在英格兰所发生的袭掠情形大致相同。自9世纪30年代起，劫掠活动由针对沿海地带修道院的定点袭击，转为依靠更庞大的舰队向腹地发起全面而系统的征伐。他们还修筑了加固设防的军营，即所谓朗弗茨营寨（Longphorts）。
841年，挪威人在利菲河的一个交汇处构筑了一个要塞，被称为都柏林（Dubh-Linn），意即“黑水潭”。在奥拉夫（Olaf the White）的统治下，都柏林发展为一个强大的小王国；直至902年挪威人被爱尔兰联军驱逐，“遗弃了大量的舰船，伤残甚重的他们，狼狈逃窜”，可能逃往英格兰西北部去了。可是好景不长，在短暂的和平之后，新的袭掠活动卷土重来。917年，挪威人在都柏林重建据点；到10世纪中叶，都柏林控制了大片的内陆腹地。据文献史料记载，都柏林成为了当时的奴隶贸易中心。12世纪60年代，诺曼人征服了爱尔兰，挪威人的诸城镇便成为英格兰国王的财产。到12世纪时，爱尔兰当时所有的建筑都归功于挪威人，因为据信爱尔兰人根本没有能力修建它们。威尔士教士兼作家吉拉尔杜斯·康布伦西斯（Giraldus Cambrensis，1146—1223）写道：“爱尔兰人不懂得构筑城堡的重要性，他们只是以树林作据点，以沼泽为壕沟。”
19世纪时，维京人最初构筑的都柏林被重新发掘。在都柏林城内以及附近地带，至少发现了4处公墓和大量单个的坟墓，总计大约有70—80个男性墓葬以及约10个女性墓葬。所有这些墓葬的时间，据估计都在841年到902年这60年间。最集中的墓葬区是1841年发现的，位于吉尔梅因汉监狱附近的铁路路堑之下；第二大墓葬区在沿山脊再往西800米处的岛桥。在这两处地方，后下葬的坟墓插在了原有的无陪葬品的基督教石棺坟墓之间。所有的墓葬均为土葬，在这里出土了约40把剑、20支矛和盾牌，还从妇女服饰上发现了几枚椭圆形胸针。某些随葬物品，包括秤砣和秤杆，表明了当时商贸活动的存在；其他随葬品还有剪刀、镰刀、火钳、镊子、纺锤以及针线盒。
由于城市改造的原因，随后的考古发掘也把注意力集中到了都柏林，尤其注重考察该城市的起源。10世纪时，这个城镇筑起了土围墙；到11世纪，在这条围墙之外又筑起了一道更厚重的土围墙；1961—1981年，研究者们在其主街、酒馆街和伍德奎因等地进行了大范围的发掘。发掘结果表明，从更早期开始居住在这里的人大部分甚至全部都是爱尔兰－挪威人。用木桩和枝条搭建起来的住房和作坊，在其他地方未发现直接与其相似的建筑，它们可能属于爱尔兰风格，或者是10世纪重建时受到英格兰风格的影响。这些房屋内部用木桩支撑着屋顶，墙壁是用枝条和泥巴建成的，墙角是圆形的，每一面山墙都开有一个房门。屋内有一中央壁炉，靠墙放有窄板凳，有时在两边会有一些小室。
在菲沙堡街进行的大范围考古发掘表明，先后有不同的人在那里定居，9世纪晚期盎格鲁－撒克逊风格的建筑后来被爱尔兰－挪威风格的建筑所取代。这些建筑都建在这条街沿线的14个相邻规划区里，时间约从920年起直到11世纪。由于在这些建筑物周围没有发现马厩和牛棚，这里所发现的牲畜骨头说明这些肉类肯定是从城镇外围其他地方运来的，尽管芬巴·麦考密克（Finbar McCormick）根据所发现的大量猪骨推测居民房屋的后院是用于养猪的，且可能反映了食物供应并不太稳定。在盎格鲁－斯堪的纳维亚王国控制着的约克广大地区，养猪的比例要低得多，它与海泽比的情况类似，可能同样表明单凭内地提供食物是不可靠的。
2004年，在爱尔兰东南部伍兹敦地区的河流旁，发现了另一个朗弗茨营寨定居点：一个中世纪早期的带壕沟的围场，9世纪时被重新规划。这个定居点遗址中，有木结构房屋，还有许多船只残迹和造船用的物品，其中包括大量的铁铆钉。这里发现的铅秤砣超过170个，还有金属加工的痕迹。在围场外的一座坟墓里，发掘出了剑、斧、矛、盾等兵器以及磨刀石和环形胸针，这也表明9世纪中期爱尔兰－挪威人开始活跃于此，他们在此居住的时间大约到1050年终止。发掘显示，之后在距此约2公里远的沃特福德，人们沿皮滕街兴建了14个城镇小区。在劳斯郡的安那加桑，可能也有一个类似的定居点。该定居点为河堤和壕沟所环绕，呈不规则圆形。据编年史记载，这个定居点建于公元841年。
爱尔兰－挪威人在这些半城镇中心区以外活动的证据很少，而且爱尔兰乡村似乎没有爱尔兰－挪威人定居的证据，80％已知的斯堪的纳维亚风格的墓葬，都位于都柏林周围5公里范围以内。尽管环形城堡和湖上住宅中发现了带有斯堪的纳维亚特色的物品，但却不能确认它们以前就是挪威人的住所。唯一可以确定的一个爱尔兰－挪威人的乡村遗址是一个海港，是他们在10到12世纪初的居所。比金岛位于凯里郡以西海岸附近，与教堂岛上的早期修道院所在地相邻。比金岛上的考古发掘始于20世纪50年代，最初该岛被认为是中世纪早期挪威人的一个定居点，当时他们正处于文化融合的第二阶段。然而，新的发掘和研究对于是否真的有两个阶段提出了质疑，并且还确认它是一个具有爱尔兰－挪威特征的遗址，因为这里有如尼石刻，还有一些爱尔兰－挪威的手工艺品。这个定居点有8栋房屋，还有一些牲畜棚。其中一栋有一个半地下建筑，被认为是爱尔兰本土的建筑传统和地窖式建筑特色相互融合的表现，而这种地窖式建筑就是从斯堪的纳维亚的城镇传入的。
其他证据也表明，爱尔兰－挪威人的定居点只分布在爱尔兰南部和东部，在那些半城镇中心区，不过，他们与那些控制着乡村腹地的当地国王结成了联盟。在爱尔兰，发现了许多处爱尔兰－挪威人的银窖，包括53处没有银币但有臂圈和银锭的银窖、16处存有钱币和金属制品的银窖以及41处贮藏钱币的银窖，其中以东英吉利亚和诺森伯里亚铸造的盎格鲁－撒克逊钱币和盎格鲁－斯堪的纳维亚钱币为主，也有阿拉伯的钱币。约翰·希恩（John Sheehan）已经确认，那些发现有钱币的银窖分布在爱尔兰东部和南部，而那些没有钱币的银窖，则遍布整个爱尔兰，位于非爱尔兰－挪威人控制的区域；许多银窖发现于环形城堡中，那是当地酋长的据点。极少数银窖中发现有一些零碎银块和硬币，表明那时候曾有贸易活动和传统经济活动出现。但是，大多数银窖显然与缴纳贡金相关，并非与贸易有关。爱尔兰－挪威人与当地的统治者结成军事同盟，互换礼物也许就是结盟过程的一部分。特别是那些臂圈，可能就是来自都柏林的贡金，他们试图收买爱尔兰诸王，以达到与其结盟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