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斯堪的纳维亚诸王国
要想理解维京时代，就有必要从斯堪的纳维亚入手，考察那里自8世纪或更早时期开始所发生的变化。只有通过考察斯堪的纳维亚本土的文化和社会情况，才有可能弄清其是如何向外扩张的，以及在各海外殖民地又是如何被改造和同化的。
“斯堪的纳维亚”一词最早出现于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卒于公元79年）的《自然史》中，他称那里是“水上的险地”。今日的斯堪的纳维亚包括丹麦、挪威、瑞典，一般也把芬兰包括在内，虽然芬兰语属于另一个语族。尤其是丹麦人、挪威人和瑞典人，他们都把其民族的起源追溯到维京时代。斯堪的纳维亚的面积占欧洲大陆总面积的12％，但其人口却只占欧洲总人口的3％，广袤的半岛腹地人口一直都比较稀疏。即使在今天，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总人口也几乎不超过1,700万。其中人口密度最大的丹麦有500万人；其次是瑞典，有800万人；挪威有400万。在维京时代，人口分布的格局很可能与此相仿，只是密度更低一些。定居点广泛分布在瑞典南部、挪威和丹麦，只有瑞典的密林地带、挪威的山区和日德兰半岛的滩涂之地人迹罕见。
在维京时代之初，现代斯堪的纳维亚诸国并不存在。在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英格兰和欧洲大陆诸王国，人们已接受这样一种基督教观点，即国王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而在斯堪的纳维亚则不然。斯堪的纳维亚的社会中，古老的部落组织依然存在，它们由众多贵族掌控，由一位酋长临时统治。
及至10世纪，那些经年累月在欧洲征战的斯堪的纳维亚军队首领们重返故土，竭力传播和培育新观念。人们逐渐皈依了基督教，王权得以确立。到了12世纪，贵族们设法将原本建立在旧的意识形态基础上的权力通过特权、公文和法律重新确定下来，建立起新的权力结构。及至1200年，每一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都按照西欧的模式建立起了各自的民族国家。
因此，维京时代被视为是这些国家获得各自民族身份的时代。由于其间几乎没有任何书面文献，因而测定考古学证据的确切年代对于说明这些国家早期的社会状况，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近年来，围绕斯堪的纳维亚铁器时代和维京时代的国家形成进程问题，斯堪的纳维亚考古学家们展开了一场热烈的讨论。我们将考察这方面的证据，包括乡村日益复杂的等级制度和城镇的出现，但是我们首先需要了解其地理状况。
“丹麦”（Denmark）之名来源于其人民的称呼“丹麦人”（Danes），虽然-mark这个后缀的含义晦涩不明。今天的丹麦包括日德兰半岛、菲英岛和西兰岛，还有500多个小岛以及波罗的海的博恩霍尔姆岛。然而，在维京时代，斯科讷岛、霍兰岛和布莱金厄岛也隶属于丹麦，直到1658年这些地方才被割让给瑞典。其南部边界位于日德兰半岛南端，也就是如今的德国北部。在维京时代，丹麦的领土被大片的橡树林和山毛榉树林所覆盖，虽然也有沙丘和石南荒原。丹麦境内的任何地方距离海洋都不超过55公里，其居民便藉此以谋生。文化革新首先是从日德兰半岛开始的；当10世纪丹麦作为统一的国家出现时，这里便顺理成章地成为王权的主要中心。
图尔的主教格列高利（Gregory of Tours，538/539—594）在其《法兰克人史》中写道：公元515年，一支丹麦舰队在国王克罗奇莱克（King Chlochillaich）的统率下，从海上入侵高卢。至于这些丹麦人来自哪里、他们的国王统治的疆域有多辽阔以及他在那里行使着何种权力，人们都不得而知，尽管格列高利明确地称这位丹麦国王为“勒克斯”。此外，6世纪的史料中提到，丹麦人实力强大；普罗科匹厄斯（Procopius，约500—565）向我们讲述了赫鲁利人在前往斯堪的纳维亚途中，是如何穿越丹麦人的境域的。但解读此类著述时需要注意：我们不应当把中世纪晚期或者罗马人的“国王”或“民族”概念强加于其他历史场合。
罗马人的影响波及到了日德兰半岛，这可以由铁器时代丹麦墓葬中的高规格外交礼物反映出来，不过斯堪的纳维亚地处罗马帝国境外，赠送这些礼物旨在保证帝国边疆的安全；这些礼物似乎也使那些地方酋长们的权力得到了巩固，酋长们得以在礼物经济中享有经济权力，也许还建立起了一直延续到维京时代的权力关系。这些礼物最终并非是留在酋长手中，因为酋长的职责是把礼物呈献给诸神。这些礼物还需放在当时的战争观念形态下考量。在这种观念里，战利品都是要敬献给沼泽之神的。日德兰半岛的伊勒鲁普和艾斯博尔出土的文物正是当时的献礼。这些宝藏对于统治阶层的确立及合法化具有特殊意义，他们代表族群与诸神进行沟通。
在7、8世纪的史料中，仅有零星资料涉及丹麦人及其诸王。不过，我们知道，身为乌得勒支主教的传教士威利布罗德（Willibrord），在690至714年间，曾经造访统治着“丹麦原始部落”的国王翁根杜斯（King Ongendus）。只有到了8世纪末，尤其是在9世纪上半叶法兰克人的编年史中，才有了关于丹麦诸王的较为完备的资料，他们成为查理曼（Charlemagne）及其后继者的劲敌。里面提到了一些国王的名字，其中包括古德弗雷德（Godfred）。从其描述来看，当时的丹麦似乎已经囊括了斯科讷岛和奥斯陆峡湾周边地区。
考古证据表明，8世纪时，日德兰半岛已经出现了有组织的中央集权。位于日德兰半岛以东海域的萨姆斯岛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在坎哈夫，有一条长500米、宽11米的运河，运河两岸树木林立；它是连接该岛屿西部海域与东部一个海湾的通道。坎哈夫运河容许吃水深达1.25米的船只由海港向西航行。树木年代研究表明：该运河建于726年，约在750年整修过，一直使用到885年。
在日德兰半岛南端，有一道长14公里的防御工事——丹麦边墙。该工事扼守住了夹在东部的施莱湾与西部的沼泽地区之间的石勒苏益格通道，这些沼泽地分布在向西注入北海的河流周围。这条防卫墙始建于737年，808年国王古德弗雷德在位时期进行了扩建。丹麦边墙不太可能是纯粹的防御性设施；它极有可能兼具控制人口和牲畜出入的作用。这些都是王权统治下修建的重大工程。但是，如果我们仅依据这些孤立的事例就得出8世纪时的那个国家已与现如今的丹麦相类似的结论，则极有可能是错误的。
首先使用“丹麦”这个名字的是约克城的大主教伍尔夫斯坦（Wulfstan，931—956年任职），其后在出土于耶灵的两件10世纪的王室如尼石刻上再次出现。从10世纪中叶起王位的连续更替状况我们已经知悉：从老戈尔姆（Gorm the Old）开始，之后，王权在他儿子青齿王哈拉尔时期有所扩大，哈拉尔在10世纪60年代初征服了挪威，987年被驱逐。老戈尔姆的孙子八字胡王斯韦恩（Svein Forkbeard）以及他的曾孙克努特，都曾率军侵袭英格兰，后者还当上了英格兰国王（1016—1035年在位）。到10世纪末和11世纪，盎格鲁与丹麦之间有了经常性的接触，英格兰和丹麦也开始进行工匠间的互换与交流。
青齿王哈拉尔（Harald Bluetooth，约卒于987年）
青齿王哈拉尔是国王老戈尔姆之子，八字胡王斯韦恩之父，克努特之祖父。在古诺尔斯语中，他的名字（Bl?tand）大概意为“黑色面庞”。在竖立于日德兰半岛中部的耶灵的一件早期如尼石刻（约960年）上，哈拉尔宣称，他统一了丹麦和挪威，并使丹麦人皈依了基督教。在耶灵，还有两座高大的墓冢。北冢已被移走，只剩下一个银制高脚杯。20世纪70年代，人们从耶灵的教堂中发掘出一座10世纪的墓室，墓室中有一具散落的男性遗海北冢现在被认为是哈拉尔在大约959年修筑的，以纪念他的父母，他同时还竖起了一块如尼石刻。后来他改信基督教后，便将北冢以及那块如尼石刻移进了教堂，并修建了南冢，而南冢后来成了他自己的衣冠冢。
哈拉尔兴建了若干大型公共设施。这些工程应当置于丹麦人与日耳曼皇帝交战的背景下去考察。968年，他将丹麦边墙与海泽比连结起来，建了一道木墙对其加以扩建和重修。979—980年，他在朗宁－恩厄建起了一座横跨瓦埃勒河谷的大桥。该桥路面长720米，宽5.5米；大桥由1500多根橡木加以支撑，此路想必是用于军事目的。
10世纪80年代，他在王国境内各战略要地修筑了一系列环形堡垒——它们一般按其所在地命名，如西兰岛上的特雷勒堡古堡，但是也有例外，如日德兰半岛中部的菲尔卡特古堡、菲英岛的诺涅巴根古堡、以及日德兰半岛最北部阿格斯堡的一座未竣工古堡。每一座堡垒都是按照规整的几何设计图修筑的。其环形城墙是用土和草混合夯成的，外围有V字形壕沟环绕，在东、南、西、北各方向均建有城门。城门之间由用木料铺成的街道相连，每座城门又和堡垒内的另一条路相接。堡垒的东北、东南、西北和西南方位均建有四方广场，广场周围建有拱形大厅，其中住人的只占四分之一。虽然如此，人们还是在特雷勒堡和菲尔卡特古堡的护城墙之外发现了墓地。这些堡垒无疑代表了为哈拉尔王权效力的地方势力之中心，但是它们仅使用了大约10年，而且只有菲英岛的堡垒发展成了主要城镇。建造这些堡垒的成本似乎极为高昂，每个堡垒都有至少16个华丽的大厅，大厅里有凸墙和门廊，门廊尽头设有房间，美轮美奂。然而，它们却被用作储藏室和作坊间，哈拉尔的虚荣心由此可见一斑。
“挪威”（Norway）之名得自于Norvegur一词，即“北方之路”，指其西海岸航线。因布满了难以计数的峡湾，这条海岸线呈锯齿状；其直线距离为3,000公里，而其实际长度达20,000公里。西海岸地区山峦耸立，在维京时代，其人口局限于峡湾上游的狭窄岩架和小平原地带，各聚居地之间相对隔绝，孤立发展，形成了各自的传统和文化。挪威境内有超过一半的面积位于海拔600米以上，但仅有少数几处坡度较缓的沃土地带人口集中。它们分别是：位于西南部的耶伦、位于东南部的奥斯陆峡湾以及位于东北部的特伦德拉格。时至今日，可耕地面积也仅占其陆地面积的3％；森林覆盖率达23％，这里有铁矿，有取之不尽的木材，还有野生动物，包括鹿、驼鹿、狼、熊和狐狸。北部沿海的哈尔戈兰一带，人口稀少；这里的挪威人从萨阿米人那里收取贡物。海洋为此地提供了重要的资源，在最北部海域有鲸、海豹和海象。
9世纪80年代，挪威首次由西福尔之王即金发王哈拉尔（Haraldr Finehair）实现了统一，领土包括挪威南部和沿海地带，但不包括较远的北部地区。哈拉尔大约于930年去世，王位由其子，声名狼藉的血斧王埃里克（Erik Bloodaxe）（参见）继承。挪威和瑞典接壤，也有一小段边界与丹麦相接，但是陆路交通的不便使当地居民很自然地把目光投向海洋，寻求向西发展。第一批有史可稽的袭掠不列颠群岛的维京人，很可能来自于挪威西部的霍达兰岛，而北部诸岛与西部诸岛、法罗群岛、冰岛和格陵兰岛的斯堪的纳维亚殖民者则主要是挪威人。
“瑞典”（Sweden）之名来源于瑞典中部的斯维尔人（Svear）。今天的瑞典境内有多种地貌，其土壤和气候条件各有不同。位于斯科讷岛以北的斯莫兰高地人口稀少，它在维京时代是瑞典与丹麦的天然分界线。斯莫兰高地以北森林浓密、土地肥沃的中部低地被分成两个区域：前者是斯维尔地区，以乌普兰为中心；后者即戈塔尔地区，在瓦纳尔以东。再往北，诺尔兰地区有森林带，也有岩石嶙峋之地，那里同样是居民稀少。在波罗的海地区，哥得兰岛和厄兰岛上都有沃土良田，它们在维京时代均为特别重要的战略据点。瑞典南部属于海洋性气候；而北部冬季异常寒冷，多冰雪，时至今日其57％的陆地仍为针叶林所覆盖；这样的自然环境为生活在维京时代的人们从事狩猎和捕鱼活动提供了条件。
波罗的海上的国际贸易逐步发展起来，向南和拜占庭建立了联系。瑞典的维京人倾向于东进，虽然曾几次西征过英格兰和诺曼底。整个9世纪的史料中提及了多位统治比尔卡的国王，但是其掌控领土的具体范围却不得而知。直到11至12世纪期间瑞典才实现了统一，这也是东哥得兰与西哥得兰长期权力斗争的结果。
在瑞典和挪威的北部，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人与萨阿米人开始有了接触和来往，只不过有关维京时代的历史著作对萨阿米人鲜有提及。及至19世纪，对维京人的研究成了一个专门的历史学科，人们通过研究一个民族的民俗、神话和历史，来追溯该民族的祖先和血统。史学家为萨阿米人建立了人种志，把他们作为一个由外来的、原始的狩猎采集者组成的族群来加以研究。然而，从20世纪70年代晚期开始，萨阿米学者和知识分子开始为他们的文化正名，斯堪的纳维亚较为年轻一代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也开始审视古代斯堪的纳维亚和萨阿米文化之间的共生共存与相互影响。墓葬资料表明，在维京时代，萨阿米人向南的活动范围已远至其现代地域以南地区；在乌普兰的温德尔和瓦尔斯高地区维京时代之前的墓葬中所发现的桦树皮制品，被认为是此地有萨阿米人存在的证据；对其饮食方面的考证表明，萨阿米人以远在其天然居住地以南的驯鹿为食。在现代斯堪的纳维亚，“非西方民族”的移民问题成为了一个重大政治议题，而考古发现表明：在维京时代，有两个不同的种族在斯堪的纳维亚的广大地区比邻而居。
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斯堪的纳维亚一直就处于欧洲的边缘地带，不仅地理位置上如此，文化上也是如此。虽然存在地区性差异，但是斯堪的纳维亚的诸民族皆因邻海而居而表现出某些相似性，这一点有助于他们形成一种超越国界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首次出现于维京时代。在下面几章里，我们将探讨维京文化特征的种种表现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