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离尘嚣
可以理解的是，现代人关于罗马帝国的大部分想象都集中于精英阶层。想象我们和王公贵族一起漫步，在富人豪宅里向权贵建言献策，和行家一道欣赏维吉尔、塔西佗或是普鲁塔克原本为他们创作的作品，这会让人觉得很荣幸。这么想并不是什么让人觉得可耻的事。实际上，这是大部分罗马人羡慕的经历。在地中海世界大约6,000万人口中，富人的人数也许不到20万。
当然，也有其他激发热情的事情。有关罗马军队的大量考古遗址——其武器、盔甲，尤其是仍然耸立在英国北部哈德良长城沿线和德国莱茵河边境沿线的堡垒——激发了一些人去再现罗马军团的日常活动。这在当时也是少数人从事的活动。在公元2世纪后期马可·奥勒利乌斯统治时期，罗马军队的总人数可能是50万人，还不到帝国人口的百分之一。宏大的罗马城废墟为我们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野。如同在庞培那样，我们可能对帝国至少约15％的人口的生活状况有所认识。
罗马帝国的居民大都靠土地为生。土地不仅是古代世界主要的生存来源，也是财富的首要标志。土地主要集中在富人手中。一份属于公元2世纪初、从意大利南部不起眼的城市利古里斯·拜比阿尼流传下来的记录，列举了向图拉真皇帝支持的、用于资助部分公民子女的计划提供资助的人。这份记录表明，3.5％最富有的地主拥有21.3％的土地（其中一个地主就拥有11.2％的土地）。另一方面，14％最贫穷的土地所有者仅仅拥有登记在册的土地的3.6％。很难确定这些田庄的大校利古里斯·拜比阿尼的记录仅仅给出了土地的资本价值，并没有说明土地的大校而且，只有财产价值足以使所有者参与图拉真计划的人才被包括在内。最小的那些农庄完全没有登记在册，其面积可能只有不到2.5公顷那么大。这是公元前2世纪初期分配给在被征服领土上定居的罗马公民的最大块土地。从公元1世纪开始，退伍老兵（在军团服役满25年后）被安置在帝国各地特意为他们建立的城市里，每人分得至多5公顷的土地。这些殖民活动在行省的土地上留下它们的印记：在突尼斯乡间的大片土地上仍然能够看到规则的、呈棋盘状分布的古代农庄。
农业依赖于农民阶层。只有在意大利、西西里、高卢南部和北非的部分地区，奴隶劳动才起了重要作用。大部分土地是由业主居住者及其家属，或是由佃农、雇工耕种。这些不同类型的人群有相互重叠之处。一个小土地所有者在农忙季节可能会在附近庄园里劳动，以增加收入。实际上，分配给退伍老兵的土地太少，他们无法实现自给自足，尤其是在耕地贫瘠的地区。由此看来，官方一定假定他们还能够同时从事其他工作。无论是业主居住者还是佃农，农民所采取的耕作方法和方式不可避免地受气候和地形等自然条件的限制，因而各不相同：从尼罗河河谷（帝国生产力最大的地区）的洪水泛滥和人工灌溉的交替循环，到意大利北部和法国南部的雨养农田（足够肥沃，可以轮作而不用隔年休耕）；从北非高原大草地和前沙漠地区的“浇灌”农业（精心构筑的运河和梯田网络用来分配储存的春雨），到不列颠和莱茵河–多瑙河行省黏重而潮湿的土壤。
在地中海盆地，基本的农作物是谷物（主要是大麦和小麦）、旱地豆类作物（蚕豆、豌豆、鹰嘴豆、滨豆）、葡萄和橄榄。旱地豆类提供了谷物所缺乏的维生素B2和钙，橄榄则是脂肪、油、照明和肥皂的主要来源。小土地所有者可能也会畜养猪（以提供肉食）、山羊（以提供奶酪）和一些绵羊（特别是为了提供粪肥）。牛群较少见。在优质耕地相对缺乏、半干旱的地中海低地地区，发展大规模畜牧业完全不合算，而且还会给粮食和水资源施加很大压力。因此也许并不令人吃惊的是，在许多古典作家看来，畜养牲畜主要是和遥远的边远行省如不列颠以及生活在莱茵河–多瑙河一线以外的游牧民族联系在一起的。在他们看来，饮食中包括大量的牛肉和奶制品完全是蛮夷的标志。
通常，小农经济力图以最小的风险换取最大的产量。在地中海世界的许多地区，大量不同种类的庄稼分散在崎岖不平的土地里。庄稼种类的多样性和土地的分散性降低了庄稼绝收的风险，而细心储藏则有助于确保全年有足够的粮食供应。个别遭遇不幸的农民可能还能够依靠邻居的帮助渡过难关，以前他们也许同样帮助过这些邻居脱离困境。不过尽管他们节俭、聪明和乐于互助，但饥饿的威胁还是时常存在。公元2世纪中期，古代最著名的医生之一盖伦——他的作品得以保存——生动地回顾了其家乡帕加玛（位于土耳其西部）附近农村粮食短缺所产生的后果。农民们先是宰杀家畜（他们无法继续喂养），然后吃掉了储存的用于冬季喂猪的橡果。盖伦注意到，即使是在饥荒的情况下，也很少有人死于饥饿，大多数人都死于食用不健康的替代食物，如树根、球茎以及煮熟的野草而导致的传染病：
出现了大量发热箔…大便恶臭且疼痛难忍，接着是便秘或者痢疾；因为一些人的膀胱溃烂了，所以小便味道刺鼻或臭气熏天，……那些没有这些毛病的人要么明显死于内脏器官的炎症，要么死于严重而危险的高烧。
尽管经常面对严酷的环境条件和几乎是普遍的营养不良，那些种田人表现出了令人吃惊的适应艰难困苦的能力。但他们的经济十分脆弱，可能会由于不可预测的庄稼绝收、水旱灾害、或是地主、债主、收税人的无理要求而突然破产。一些农民经受住了这样的危机，一些却在死亡、疾病或债务面前无能为力，另一些从小农场主沦为佃农，或者从佃农沦为无地雇工。他们的儿子也许指望参加军队，希望在侥幸服役满25年后能获得自己的份地。许多退伍老兵被安置在他们服役的卫戍城市附近，通常远离他们从小长大的地方。在新的居住地，他们和大部分其他人一样，继续以种田为生。
罗马帝国的小土地所有者是沉默中的大多数。他们很少树碑立传，很少刻写墓志铭作为纪念。他们居住的是简陋的木结构农舍，其中绝大部分早已消亡得无影无踪。他们很少出现在现存的文献中，除了作为粗鲁的乡巴佬在优雅的城市生活面前不知所措，招人调笑一番外。然而，罗马帝国的财富却依赖于那些在农村劳动的人。他们那点可怜的剩余产品被作为地租或者税收征走，资助了和平时期驻扎在边境地区的军队，促进了使帝国行政和文化协调一致的城市网络的形成和发展。可以理解的是，罗马帝国的历史集中描述皇帝、战争、征服、富人和权贵及其了不起的城市文明成就。这些值得我们关注，并且也许值得我们钦佩。即便如此，有时候我们太容易忘记，这个地中海世界的超级大国的稳定和繁荣恰恰依靠的是汗流浃背的农民的勉强支撑。历史并非仅仅关注碰巧留存下来的东西，也非仅仅关注引起历史学家注意的东西。在面对如此辉煌的帝国成就时，对罗马帝国的绝大部分居民没有留下可作永久纪念的资料进行反思，对我们总是有所裨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