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更改的事实
对许多现代游览者来说，漫步在庞培和赫库拉内乌姆的房子里，或是若有所思地走在以弗所、阿弗罗狄西亚、大勒浦克斯城或是地中海世界任何一个保存良好的遗址的街道上，他们可能会想，他们至少和罗马帝国的部分居民能够形成一种亲密的联系。像庞培这样的城市似乎展示了古代世界如此多的日常生活情况，（甚至更多）揭示出古代世界纯粹平平常常和明显令人亲近的一面：从专门设计的庭院，到厨房水槽和菜园；从建筑工人完成一项工程所花的时间，到主人想要用住宅的现代化以及时尚的高雅品位来给客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迫切心情。但正如思考“米南德私宅”所表明的，我们也不能过度发挥这种本是出自善意的移情心理。无论初看起来古代世界一些非常具有人性的活动和我们自己关注的问题是多么相似，我们也应该把它们和当时人们的习惯、态度和期望放在一起看待，这些东西使得罗马社会根本不同于21世纪初发达的工业化世界。
罗马帝国为疾病和死亡所困扰。人们的平均寿命在20到30岁之间，大体只有现代西方社会平均寿命的三分之一。这样的计算不是直接基于零散而且通常是贫乏的古代证据，而是基于一个合理的假设，即认为罗马世界遵循着不发达国家的共同趋势。20世纪早期在印度和中国的研究阐明了这些趋势。至少这些趋势有助于确定参数。平均寿命低于20岁会引起人口的迅速减少。另一方面，平均寿命高于30岁会使罗马帝国在人口方面比起任何具有相似环境、社会和经济条件的前现代社会都要成功。
统计模型能够作为理解人口问题的有益向导。它的优势在于能够建立一个分析可能的年龄结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清晰框架。这类普遍化抽象模型的缺点是，它只能反映可能的情况。根据定义，统计模型抹去了个人经历的差别和不同时间、不同地区以及不同社会群体之间不可避免的数据波动。一些特定的调查研究清楚地揭示了上述差异和波动，例如对罗马墓地里骨骼证据的分析（不过成年人的骨骼可能比儿童的骨骼保存得更好），或是对墓志铭上记录的年龄的统计（不过在一些情况下可以表明，这类记录受到了歪曲，它只是更准确地反映了有选择性纪念的文化取向，而不是实际死亡率的样本）。
最普遍运用于罗马帝国的“寿命模型表”通常被称为“西方模式第三级”，它假定有一个静止的人口数（即零增长率和恒定的年龄结构），并且在不同时期是稳定的人群（即没有移民和瘟疫的影响）。图19中左边两列数据跟踪记录一个假设的10万人群体的情况，从出生到85岁，每隔5年统计1次。第三列是在同样的5年间隔时剩下的平均寿命，第四列是每个年龄段的人口百分比。
这些模型所揭示的情况令人吃惊。在这个模型里，只有一半的婴儿活到5岁，刚出生后的几个月里死亡率最高，约三分之一的新生儿活不到1岁。那些活到5岁的人通常很有可能再活40年。这样的高死亡率使得人口年轻化。“西方模式第三级”的平均女性年龄是27.3岁，男性是26.2岁，换言之，刚好40％以上的人口在20岁以下，只有4％的人口在65岁和65岁以上。同样，不会有人说这些数字是精确的，我们应把它们看成是各种可能性中的一种。即便如此，在一个寿命模型表的限度内，这些数字对我们认识不同年龄人群的比例关系还是很有价值。大致说来，罗马社会的年轻人和老年人的比例一般是10比1。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现代西方社会中这个比例小于3比1。
这个罗马世界的人口模型和保存得最完好的史料可能吻合。这些史料的数据跨越公元1到3世纪，来自于罗马统治下埃及地方当局归档的三百多份统计申报表，这些申报表是该行省定期人口调查的一部分。在这些纸草碎片上保存了近1,100名登记人员的详细情况。申报表显示，人口的平均寿命在22至25岁之间，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口在15岁以下。这些数据处于罗马帝国20到30岁这个平均寿命范围的下限，也许也反映了在法尤姆（位于尼罗河三角洲以南）这个肥沃而易于滋生疾病的地区人口密度较大，而三分之二的人口调查数据恰好来自于这一地区。有理由假定，地中海地区不同的生态条件（贫瘠的土地、沼泽、山地、平原）对其特定人口的寿命会有影响。然而，即使考虑到环境的变化，富人也不一定会比贫苦农民的寿命长很多。在帝国时期，罗马的元老院议员人数稳定在600名左右，这个数字由于每年会有20名前任财务官（之前担任过最低级别政府官员的人）进入元老院而得以维持，他们的平均年龄在25岁左右。老议员辞世和新议员补入紧密相连。这个模式意味着，前任财务官通常能够活到55岁左右。更明白一点讲，意味着他们的平均寿命在20到30岁这个普遍平均寿命的上限。罗马社会最有特权的成员有机会优先享用各种上等资源，但这一优势很可能被长时间待在像军营和拥挤的市中心这样易感染疾病的环境所抵消。对于自然死亡的30位皇帝（从公元1到7世纪）的年龄分析表明，其平均寿命为26.3岁。尽管拥有如此的财富和权力，即使他们成功避免了暗杀，还是无法期望比他们的臣民长寿得多。
这些统计数据给了我们一个关于罗马帝国人口的总体印象。特别是，它们突出了死亡的不断发生，尤其是在婴儿和年轻人中。疾病永远存在。可能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从前工业化的欧洲起就为人所熟知：痢疾与腹泻；诸如霍乱、伤寒和疟疾之类的发热病；诸如肺炎和肺结核之类的肺玻高死亡率也反映了普遍的营养不良，卫生水准低，城市人口非常密集容易导致传染病迅速流行，以及在一个庞大、缺乏管理的帝国，中央政府不可能严格执行隔离措施。公元165年，一支远征波斯的军队回来之后，将天花永久地带进了地中海世界。这个传染病传播了25年，有可能夺去了多达600万人的生命，这大约是帝国人口的十分之一。
高死亡率给罗马帝国妇女的生育能力增添了很大负担。不言而喻的是，为了维持稳定的人口数量，平均每个到了月经初潮（即生理上能够怀孕的年龄）的妇女至少必须生下一个也能活到月经初潮年龄的女儿。在一个婴儿死亡率很高的社会里，满足不容变更的人口需求所需要的活婴数量急剧上升。平均必须有2.5个女婴存活才能维持稳定的人口，或者说，每个妇女至少必须生5个孩子。
埃及的人口调查数据表明了当地人口应对这种严峻的生育压力所采取的一系列方式。总体而言，妇女倾向于早婚，平均结婚年龄刚好在20岁以下，这似乎是普遍的做法。帝国西部行省的墓葬铭文（从一个合理的假设来分析，即未婚妇女更可能由父母刻碑纪念，而已婚妇女则更可能由丈夫刻碑纪念）表明，妇女初婚的年龄在20岁上下。结婚的人尽可能的多，这也是分摊生育压力的一种方式。在埃及，60％的妇女在20岁之前结婚，其余则在30岁之前结婚。很少有人不结婚，罗马帝国的老处女非常少。
埃及的数据也表明，在生育力和生殖力（即出生率和妇女生养孩子的生理能力）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在20至35岁之间生育力大体保持稳定，在45岁之后则急剧下降。和现代西方社会的通常做法有着明显不同，没有证据表明，在生育了特定数量的孩子或者这些孩子活过了婴儿期后，妇女会有意停止生育。只要可能，已婚妇女不停怀孕。一些妇女在这方面非常成功。埃及人口调查的申报表证明，一些夫妇生育了多达8个孩子，但绝大多数夫妇不超过3个。不过，这些申报表并不记录每个家庭死婴的数量。而且，在一个稳定的人口中，五分之一的婚姻没有生育，另有五分之一只会生育一个或几个女儿。在这些冷冰冰的数据背后，我们看到的是父母显而易见的痛苦，他们拼命地想要确保传宗接代。在公元2世纪中期，元老院议员、著名的演说家马可·科尔内留斯·弗龙托的五个孩子都不幸夭折。弗龙托怀着极度的痛苦给他以前的学生马可·奥勒利乌斯皇帝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感人地表达了他对子女无法存活的悲哀：
我在最为悲惨的情况下失去了五个孩子，因为我一个接一个失去了所有五个孩子，每次失去的都是我唯一的孩子。我接连受到这种丧子之痛的打击，每次在失去孩子之后，才有另一个孩子降生。这样，我总是失去自己的孩子，没有一个留下来，给我以慰藉。在我仍然处于悲伤之时，我才会有其他的孩子出生。
高死亡率的风险使得任何可靠和长期的计划生育都不可能。那些埃及人口调查所记录的大部分人都生活在大家庭中，家庭成员可能会产生重大和突然的变化。在其中一个家庭里（根据公元187—188年的人口调查记录），一对已婚夫妇和他们的女儿、丈夫前两次婚姻中所生的已长大成人的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以及妻子和前夫所生的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生活在一起。家庭向横向扩展，包括同辈中人和以前婚姻中所生的子女，但无论时间长短，祖孙三代居住在一起的情况极为少见。这样的聚居情况反映了总体高死亡率的后果，这种后果对单个的家庭产生了多样和不可预测的影响。单单平均数读起来就已十分明显：也许多达三分之一的儿童在青春期前就会失去父亲；多达一半的孩子在25岁之前会失去父亲；平均一半的10岁儿童才会有一个活着的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不到1％的20岁青年会有一个祖父母活着。
总体看来，这样的死亡率、婚姻、生育和大家庭模式体现了一种和工业化社会完全不同的经验，后者有着高得多的寿命、低得多的出生率以及紧迫的赡养老龄化人口的社会和经济义务。这些对比相当重要：环顾罗马帝国，现代人会立即产生深刻的印象，即它的老年人口相对缺乏，年轻人很多，孤儿很多，婴儿死亡率高，最后这一点尤为让人痛心。可以合理地认为，在这个社会里，大部分人（如果他们活过童年期的话）会活到45岁左右。这样的预期寿命带给人一种非常不同的对时光流逝和个人人生轨迹（毕竟，具有抱负的精英在25岁就进入了元老院）的认识，对于一生中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获得什么样的经历也会有着非常不同的想法。在公元2世纪70年代，马可·奥勒利乌斯皇帝在其日志（后世称为《沉思录》）里思考了人类存在的单调重复。在他忧郁的思考里，40岁的一生足以体会永恒的枯燥：
回顾过去以及现在的一切变化；也有可能预见将来，因为它完全会是一样的，不可能和现在的生活方式有什么不同。因此，思考一个人40岁的一生等同于思考1万年。你还会看到其他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