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历史书写的反击
当然，把普鲁塔克和保萨尼阿斯看成是罗马统治的积极反对者就太过简单化了。他们不会支持布狄卡和她领导的不列颠起义，也不会和马萨达的最后一批犹太战士一道自杀就义。他们的著作没有煽动起叛乱，他们自己没有激励人们进行武装反抗，也没有皇帝想要镇压他们。事实上，普鲁塔克（和地中海世界许多拥有土地的精英一样）是帝国的受益者。他继承了在希腊中部的比奥蒂亚田庄，在当地的喀罗尼亚城担任高级市政官员，享有罗马公民身份带来的特权，并能和一些富有而有权势的罗马人保持着朋友关系。普鲁塔克和保萨尼阿斯二人著作的有趣之处不在公开鼓励抵制罗马统治，而是这两位作者明确意识到，帝国的扩张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破坏，而且由此也对过去的历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的确，除了进行有效的行政管理、征税、维持法律和秩序外，统治阶级力量的标志之一（在血腥征服、重建和平和恢复繁荣很久之后）是为了自己的目的而有选择性地改造其臣服民族历史的能力。
公元2世纪早期，哈德良掀起了一场历史的革命。凡是与慷慨的皇帝以及合作的城市精英阶层形象不合的历史都被删去。哈德良在耶路撒冷的建筑工程完全无视该城的犹太传统。公元130年，在巡视犹地亚时，他在耶路撒冷建立了一个安置老兵的聚居地，称之为埃利亚·卡皮托利那聚居地（埃利乌斯是哈德良皇帝的姓）。有人认为这一消灭耶路撒冷的决定是导致公元132—135年犹太起义的原因之一。关于这次起义，我们知之甚少。在一段时间里，起义者在极具个人魅力的西蒙·本·科西巴（或称巴尔·库克巴）的领导下，成功地发动了一场游击战。他们铸造自己的钱币，并宣布要重建圣殿。但是起义最终没有成功。哈德良本人亲自指挥的一支罗马大军镇压了起义，并进行了残酷的报复。一份记载说，50座城市和985个村庄被摧毁，50多万起义者被屠杀。
罗马人获胜后，在耶路撒冷的建筑工程继续进行。新建市政广场（位于许久以后建造的圣墓教堂区域）的主要建筑是朱庇特神庙。在罗马军团于公元70年洗劫该城（罗马提图斯凯旋门上的浮雕庆祝的就是这一胜利）之后的60年里，圣殿山遭到废弃。现在它上面树立起了两尊雕像：一尊是朱庇特像，一尊是骑马的哈德良像。令人吃惊的是，罗马人严禁犹太人定居在该城及其领土上。经过重建和重新命名之后的耶路撒冷，把那些视它为至圣之地的人们拒之门外。他们被当作了永久的外来者。而彻底重建之后的埃利亚·卡皮托利那拥有一系列令人惊叹的新建筑，现在完全成了哈德良的罗马帝国的一部分。它反叛的历史——就像犹太人自己一样——完全被清除了。
哈德良对希腊历史的态度则要温和得多。即使如此，把他看成是个对所有希腊事物热情而盲目的提倡者，则未免太过轻率。他对于雅典（以及对于地中海世界其他200多个城市）的惊人捐赠及其对于希腊历史和文学的喜好，并不仅仅表现出他对希腊的深切热爱。在帝国的城市里，哈德良资助的建筑工程以纪念碑的方式系统地表述了对历史的一种特定理解方式。接着通过和皇帝本人的明确关联，这种历史和罗马帝国的现在融为一体。人们以一种宏大的规模，尤其是在最宏伟的雅典奥林匹亚神庙，将哈德良皇帝和传统的神明并列在了一起，他有理由宣称他复兴了对这些神明的崇拜。在斯米尔那，即位于今天土耳其爱琴海岸的伊兹密尔，一座新建的巨大神庙把哈德良和阿克拉依俄斯宙斯（“居于高处的”宙斯）紧密联系起来。在位于马尔马拉海南岸的库兹科斯，哈德良本人的塑像从另一座巨型宙斯神庙的三角墙上俯看着世间万物。在位于今天叙利亚东部的巴尔米拉，哈德良皇帝和古老的巴阿尔沙明神和都拉赫隆神联系在了一起，现在他们在一个新建的宏伟神庙里受到崇拜。
公民的热情和私人的财富造就了这些工程。它们使得地方显贵能够把他们自己和皇帝联系起来，并宣称他们在世界上的重要性。在斯米尔那，一篇赞颂美化该城的铭文列举了25位重要公民和哈德良本人的捐赠。这种看似矛盾的情形无法回避：它直接体现了征服在人们日常生活中产生的影响。臣属于一个帝国的现实就包含了这些内容。在公元2世纪早期的以弗所，卡约·维比乌斯·撒路塔里斯资助的每两周一次的银像游行，把罗马皇帝和有关当地英雄、建城者和神明的历史联系在了一起。正如在第二章和第三章所探讨的，这种皇帝和城市的紧密联系至关重要；但这种联系也涉及了对于罗马至高无上地位的颂扬。在阿弗罗狄西亚，引人注目的裸体皇帝像使罗马的权力能够按照一种悠久的希腊传统展示出来，但同时也把帝国的统治者和奥林匹斯诸神放在了同等地位。哈德良建立的泛希腊联盟成员需要证明自己是古老希腊祖先的后裔（这点可能对于普鲁塔克和保萨尼阿斯都很有吸引力）；但这也意味着他们勾结罗马皇帝重现希腊世界原有的样子。
普鲁塔克和保萨尼阿斯反对的正是这种看似没有诉诸武力的罗马入侵。针对于此，他们提供了一个不同版本的希腊历史，一个同样精心改造的版本。同样，他们的反对和质疑也是有一定限度的。保萨尼阿斯的希腊（希腊大陆南部、阿提卡和伯罗奔尼撒半岛）完全包含在罗马的亚该亚行省之内，他的行程完全按照罗马地理著作所勾勒的路线前行（对此任何生活在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人都不能理解），这等于是默认了其《希腊志》所试图唤起的“古老希腊”直到罗马统治之时才得以统一。与此相似，普鲁塔克的《比较传记》这一历史著作也暗示，这位传记作家和哲学家承认，罗马帝国兴起乃至稳固地统治世界才是最需要解释的事情。
在公元1至2世纪，罗马政权的压迫性是不可避免的：无论是就当时还是就过去而言都是如此。总体而言，被征服者的反应从来不是简单地勾结或是反对征服者，就像普鲁塔克和保萨尼阿斯的例子所说明的那样。（最终只是那些从未被征服的人才能够轻松地这么想）。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因为缺乏公开反对罗马的史料——除了犹太人反抗这个显著的例外——而误认为哈德良的建筑运动没有体现尖锐的矛盾。对罗马皇帝来说，历史是可以盗用的，可以把它重新加以改造，以便抹去征服的创伤，强调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亲密关系。对一些希腊知识分子来说——试图躲在象牙塔里寻找舒服的避难所无疑是危险的——历史是唯一剩下来可以用来表达对解放的幻想或至少记住有解放的希望的地方。在保萨尼阿斯的希腊世界里，没有罗马式建筑；在普鲁塔克的传记中，希腊的伦理和哲学提供了对事件最好的解释和正直生活的最好榜样。
历史不可避免地成为帝国统治的受害者。在雅典这座哈德良留下印记最多的城市里，一座典雅的凯旋门建在奥林匹亚神庙附近，用于纪念哈德良皇帝对雅典的慷慨捐助。在它的西面，一篇铭文宣称：“这是雅典，从前是忒修斯的城市。”对于那些不明其意的人，它对面的一个口号再次申明了一点：“这是哈德良的城市，不是忒修斯的。”如同哈德良的其他许多建筑一样，这座凯旋门及其铭文可以理解成是对希腊历史满怀热情的肯定。我们看到，在伯里克利的城市里面，在泛希腊联盟的总部所在地，一位罗马皇帝巧妙地展示他的个人经历，并把自己和这座城市的最初建立者并列在一起。或者，我们可以把哈德良宣称自己的功绩能和忒修斯最初建城的成就相提并论的说法理解成是帝国对希腊的过去和现在都享有统治权的公开宣言。
当然，两种解释都是可能的，两种解读也都是正确的。最终起作用的恰恰是这种不确定性。这种刻意为之的模糊性使地方精英可以用不违传统习俗的方式向罗马皇帝欢呼致敬，同时欣赏像普鲁塔克和保萨尼阿斯这样说希腊语的思想家复杂的历史书写。像哈德良这样的统治者会在自己的纪念建筑上大肆宣扬其优越地位并不令人吃惊。同样，我们也可以预见到保萨尼阿斯会在精心设计的雅典游记中，对敬奉罗马皇帝的拱门——位于希腊世界的中心——完全视而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