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市社会
这种最少干预的状态是行省里许多人渴望维护的。在普林尼担任总督之前的第十年，比提尼亚–本都行省的中等城市普鲁萨的一个头面人物呼吁同伴，不要做任何可能破坏这种有利安排的事情。这位才艺出众的演说家和哲学家叫狄奥·科齐亚努斯，钦佩不已的后人称他为狄奥·克里索斯托姆——即“金嘴的狄奥”。他的演说留传下来的有80篇，其中一些是在市政大会上的发言。（正如普林尼对其浴池的调查所确认的，）普鲁萨是个普通的地方，很像散布在地中海地区的成百上千的其他小城。它坐落在迷人的比提尼亚最高峰奥林帕斯山下一片宽阔的阶地上。普鲁萨的繁荣依赖于出口低矮山坡上茂密森林里的木材，耕种山下宽阔肥沃的山谷，以及吸引旅游者到这里的温泉来。
普鲁萨及其周围领土上的居民由一个公民大会和一个市政议事会来代表。公民大会向所有达到最低财产资格的成年男性公民开放，议事会成员资格则受到更严格的限制，局限在大概两三百个最富有的公民中间，他们担任着城市的高级官职。这些人是普鲁萨的地主士绅阶层，是一个收入主要来源于农庄的富人团体。这些富人及其家庭代表了这座城市的“品质”，他们期望其高贵的社会地位得到所有人的承认和重视。他们是一个势利、自私、内向的阶层。在不断的艰难的地位争夺战中，他们心怀妒忌地互相注视着对方。他们将时间花费在了精心组织的社交活动（宴会、打猎、履行公共职责）、做作的繁文缛节、以及煞费苦心而又错综复杂的阴谋诡计中，后者是任何一个以继承权和婚姻关系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小特权群体的特征。
普鲁萨每年从这个“上层阶级”的成年男性中选举官员（名义上是由公民大会选举，但必须从市政议事会事先选定的候选人中选举），最高级的职位则由少数权势家族把持。狄奥·克里索斯托姆父子都担任过首席行政官。在市政议事会的监督下，一个由地方性租金、间接税（例如关税）和特别税组成的税收体系为城市管理提供了资金：为差役队伍提供经费和设备、监督粮食供应以确保有定价合理的食物、维护排污系统、维修公共建筑和街道、供应公共浴池燃料、规范私人建筑以及控制度量衡。此外，市政议事会中最富有的成员为了获得优越的地位而永无休止地进行竞争。作为这种行为的一部分，他们被指望利用其私人资源承担公共娱乐的费用（宗教节日、纪念宴会、文化与体育竞赛、角斗士比赛等），并资助旨在美化他们城市的各项浩大工程。
同样重要的是，市政议事会集体负责向罗马交纳岁贡。这些岁贡部分按人头税计算，部分按财产税计算，用于在需要时（例如用于道路维护）组织和提供劳动力，以及为军队招募新兵。作为满足这些帝国基本要求的回报，像普鲁萨这样的城市被允许自己管理其内部事务。在狄奥·克里索斯托姆看来，是这种免于帝国干预的自由加强了小城市社会持续不断的活力。同样，是帝国的存在（以及在动荡时进行报复的威胁）巩固了富人的高贵地位，并证明了他们对城市的控制是有充分理由的。
这些是地方精英阶层不愿放弃的重要利益。在公元1世纪70年代，普鲁萨人对食品价格的上涨感到愤怒，要求任命狄奥为负责粮食供应的专员，并要求他出钱补贴在公开市场上购买的粮食，从而使所有人都受益。在狄奥拒绝后，情况变得严重起来。一群人差点放火烧了他的房子。后来，狄奥在城市的公民大会上发表演说，为自己的做法辩护。他列举了自己以前及其家庭世代的善举，举例说其祖父“慷慨地花费了他从自己父亲和祖父那里继承的全部财富，直至分文不剩”。狄奥宣称他已经负担了超出他应承担的公共开支，还说他其实不是普鲁萨最富有的人。他建议公民大会从那些尚未将私人财富用于公共支出的人中选出合适的粮食专员。
这是一个双重的指责，既指责公民，要求他们停止通过暴力强行提出要求，也指责在市政议事会里的同僚。狄奥有针对性地指出，市政议事会应集体负责确保普鲁萨得到合适的管理。也许不是每个人都相信狄奥所宣称的财力有限及其祖父散尽家财的慷慨。即便如此，不管该城的精英阶层在此事中是多么不想表现出热心公益和慷慨解囊的精神，这样做都于其长远利益有害。如不能应对这一共同面对的挑战，那必会招致罗马当局的出面干预，而这是大家都不愿看到的。狄奥以一个毫不客气的比方强调了这一点：
城市中所发生的事都逃不过总督的注意。正好相反，就像家长会将孩子在家里的淘气告诉老师，城市公民大会的不当行为也会被汇报给总督们。
后来不断有人对狄奥·克里索斯托姆的忧虑和他的自我利益表示了关注。在公元2世纪中期，另一位著名的希腊演说家埃留斯·阿里斯提得斯发表了一篇演说，热情洋溢地颂扬了罗马。他对罗马的颂扬牢牢基于其在斯米尔那（位于土耳其爱琴海岸的今伊兹密尔）的地方从政经历。在阿里斯提得斯看来，罗马帝国的一个独特之处，就是对管理地方社会的日常事务缺乏兴趣，这一点尤其值得称道。不仅帝国官员的人数少，而且在远离边境的地方也只有少量兵士。在帝国境内像小亚细亚这样最为和平的地方，整个行省驻扎的军队可能不超过500人。当然，帝国能够迅速地集结大军，但重要的是罗马的统治机构中没有永久驻扎在地中海地区诸城的军队。埃留斯·阿里斯提得斯对统治体制的这一好处大加称赞。在他看来，最好将罗马帝国描述为“独立城市的共同体”。反过来，城市的自治解除了罗马政府和军队的巨大负担：“没有必要在城市的要地驻扎军队，因为每个城市里最显要最有势力的人正为你们守卫着他们的家乡。”
地方精英集团是罗马帝国成功的关键。对于那些从最初征服的创伤中幸存下来、放弃任何无谓的有组织抵抗的人来说，和统治力量建立一种恰当关系的好处不言而喻。事实上，对于行省的许多人来说，他们最能感觉到的罗马统治就是加强了现存寡头集团的实力，使它们在地方能够施行绝对的控制。在像普鲁萨和斯米尔那这样的城市，帝国的存在明显加强了少数几个富有家庭令人难以忍受的对城市事务的独裁专断。就像狄奥·克里索斯托姆强调的那样，不能允许城市内部的争斗破坏公共秩序，进而危及现状。与此相似，在西部行省，罗马的有效统治依赖于和地方强人的亲密关系。在西班牙、高卢和不列颠，帝国统治的确立结束了部落战争及其首领沉浮的恶性循环，在这之前他们岌岌可危的地位受到不断冲突的挑战。那些支持罗马统治的首领发现，通过和帝国力量建立密切联系，他们作为地方最显要人物（在罗马总督之后）的地位得到了加强。比起罗马征服之前，他们现在更加稳固地占有着权力和财产。
在地中海地区的各个城市中，罗马统治支持了地方精英阶层，保障了其重要性和权威性。连最令人恼恨的帝国要求，即缴纳岁贡，也可能使他们受益。那些承担征税经济风险的市政议事会成员，同时也最容易转嫁纳税负担。他们可以串通起来估低自己的财产总值、提早要求他人缴税以及自己拖后交税，这样一来，他们便能最大限度地转嫁负担，捞取利益。对于这些显贵来说，帝国统治的压力既是获益的潜在来源，又是其地方权力的基矗帝国的需要使他们对小土地所有者少量剩余产品的暴力榨取（有时如此）合法化了。农民以佃农和纳税者的双重身份被束缚在了富人的田庄里。
对于那些统治地方并保障了和平以及定期上缴税收的人来说，其优越地位因获得罗马公民权而得到了进一步加强。罗马帝国经常将公民权授予曾经担任市政官员的家庭及其直系后裔，也授予在罗马军队的辅助部队中服役满25年的兵士。狄奥宣称他应该被看成是普鲁萨有影响的人物，其中的一个主要理由就是其父母都是罗马公民。对于像狄奥这样的人来说，公民权的实际好处显而易见。他们获得了罗马法律提供的保护，对那些最富有和最有野心的人来说，他们由此而获得了在帝国行政部门和军队中担任高级职务的机会。
让组成帝国诸城中的统治精英有机会获得罗马公民权也有助于确保他们会主动去调和对地方和对帝国的忠诚。在公元168至169年，马可·奥勒利乌斯皇帝和卢西乌斯·韦鲁斯皇帝将公民权授予了尤里安的家人，后者是生活在摩洛哥阿特拉斯山区高处的泽格棱斯民族的领袖之一。为了宣传他是享有特权、与罗马有着特殊关系的帝国精英集团的一分子，尤里安的长子（他在九年之后也为自己的家人赢得了罗马公民权）用拉丁文将两位皇帝的授予状永久地刻写在了一块精心雕刻的青铜饰板上。对于那些希望追求如此成就的人来说（而且皇帝急欲鼓励其他人这么做），它传达的信息十分清楚。尤里安、他的妻子和四个孩子成为了罗马公民，“因为他乐意服从我们一方，表现得尤为忠诚”。就像每个知道尤里安的人毫无疑问都意识到的那样，在这里“我们一方”指的是罗马帝国。
拥有罗马公民权的人形成了一个群体，他们可以宣称是整个地中海范围内利益相互汇聚在一起的共同体的正式成员。在扩大公民权方面，罗马帝国比起其他古代国家和许多现代国家都更为宽容大度。（例如，在公元前5世纪推行民主政治的雅典，只有父母同为公民的人才能成为公民。）这种对地方贵族相对大方的包容，是罗马统治的一个重要方面。埃留斯·阿里斯提得斯特别挑出这一点来大加称赞：“这件事情比起其他所有事情都更值得关注和钦佩：我指的是你们的公民权及其宏大的构想，因为在其他地方完全没有发现类似的情况。”阿里斯提得斯的赞扬很容易理解，因为他属于那个少数富有的享有公民权好处的小群体。最为重要的是，他的热情称赞揭示了罗马统治最为持久的一个方面，即在整个地中海世界，被征服的行省精英迅速而成功地转变成了帝国的统治阶级。现在征服者和被征服者都能把自己说成是罗马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