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帝国权力
普林尼的同代门生苏埃托尼乌斯是一位学者和能干的官员，在图拉真及其继任者哈德良的宫廷里担任过许多要职。普林尼通过赞扬图拉真对帝国权力的行使而暗示的许多期望，在苏埃托尼乌斯撰写的一系列皇帝传记里得到了更为公开的表述。和普林尼一样，苏埃托尼乌斯公开进行道德评判。他既赞扬也批评，他批评的尽可能是很早以前的皇帝。他为之作传的所有皇帝都已死去，因而没有什么危险，其《十二恺撒传》中的最后一位皇帝是图密善，也已在他写作的二三十年前去世。
作为一名传记作家，苏埃托尼乌斯尤其致力于揭示人类行为的秘密动机。好皇帝因其美德而能享有盛名：开明、谦逊、中庸、仁慈。他们的个人功绩和有节制的私生活反映了其政治主张，即尊重罗马富有精英阶层的地位和重要性。在苏埃托尼乌斯看来，奥古斯都是卓绝不凡的典范，他恢复了元老院的荣誉，并认可了其首要地位。正如他为国家建立了良好的秩序一样，奥古斯都在私生活方面也值得赞赏，是自我节制的好榜样：
从仍然保留下来的躺椅和桌子可以看出，他没有在家具和家居用品上花钱，……据说他只在低矮而装饰简易的床上睡觉，……他吃喝节俭（我甚至不愿省略这点），通常只吃普通的食品，尤其喜食粗面包、小鲱鱼、手工制作的软奶酪和青无花果。
坏皇帝的标志是他们的恶劣品质：傲慢、残酷、贪婪、奢侈、纵欲。他们的性格缺陷及其私生活的荒淫无度，反映了他们对维护罗马社会等级体系的漠不关心，而这一点是应当受到责备的。在苏埃托尼乌斯看来，卡里古拉无耻地在普通公民中博取公共声望清楚地表明了社会的失序。他威胁说要授予自己最宠爱的宝马执政官职位。我们不应把他的威胁看成是巧妙而蓄意地侮辱这个象征元老院议员生涯顶峰的官职，而应看成是他几近疯狂的恋马癖。在这个混乱的世界里，如果人们说一个皇帝不顾礼仪颜面，在公共场合命令元老院议员跟在他战车后面跑，人们也会相信他在私生活中一定沉湎于奢华酒宴，整日同男男女女、议员的妻子、甚至他自己的姐妹交媾贪欢。
苏埃托尼乌斯在卡里古拉身上所注意到的道德腐化在尼禄那里得到了重现。尼禄应该为公元64年的罗马大火灾负责，这是他巧取豪夺土地的开始。在城市中心一块50公顷的土地上，尼禄建造了一座新宫殿，它坐落在风景优美的享乐花园里。就其规模和奢华程度而言，尼禄的“黄金屋”远远超过了奥古斯都及其后继者们在俯瞰市政广场的帕拉丁山丘上修建的皇帝住所。在苏埃托尼乌斯看来，在罗马市中心建造可谓是乡间庄园的做法，颠覆了事物的自然秩序。这是一个再明显不过的表明尼禄政权无意维护一个良治社会的信号。帝国权力可能更多地基于城市的大众诉求而非元老院的精英支持，这种威胁最为恣意地表现在尼禄对诸如战车比赛、戏剧和角斗士比赛等大众娱乐的热情中。对苏埃托尼乌斯而言，这是性格存在致命缺陷的某种证据。其道德教训十分清楚。一个在角斗场上角斗、在舞台上表演的皇帝，更有可能被谴责为是危险的自大狂，在世界的都城陷于大火的时候，他却在漫不经心地弹着里拉琴或是哼着荷马史诗中的小曲。
对尼禄演技的关注，也是对其统治最有影响的记叙中的重要主题。这一记叙和苏埃托尼乌斯的传记一道，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现代人对罗马皇帝的认识。和普林尼以及苏埃托尼乌斯同时代的科内留斯·塔西佗是最敏锐的历史学家和最深刻的政治评论家之一，其著作从古代世界流传了下来。在其《编年史》（约公元120年写成）中，塔西佗描绘尼禄乐意在舞台上扮演各种角色，他认为这是尼禄对在皇宫这个更为私人的世界里不断排练的一系列技艺的公开表达。在这里尼禄皇帝也在表演，在这里由廷臣和皇族成员组成的一小群观众试图预测剧情，以便知道何时鼓掌、何时说话、何时保持沉默。
《编年史》中最令人难忘的场景之一开始于皇帝的家宴。全家人聚在一起，看上去一派温馨、其乐融融的样子。出席宴会的有尼禄的母亲阿格丽品娜，年轻的屋大维娅及其兄弟不列塔尼库斯。作为克劳狄皇帝幸存的最后一个儿子，他对尼禄的皇位构成了最严重的威胁。席间不列塔尼库斯突然昏倒在地，说不出话来，拼命地喘着粗气。这（至少在塔西佗的叙述中）是一个谋杀的情景。不列塔尼库斯的一杯热饮已由其随从尝过，但随后用了含有剧毒的凉水冷却。在年轻的王子气绝之时，尼禄却说并无不寻常之事发生，这个男孩只是癫痫病发作，很快就会没事。在知道了不列塔尼库斯并非在演戏，而是真的死了之后，那些不谙宫廷虚礼者匆忙离开了宴会厅。那些熟谙此道的人则留在原位。不列塔尼库斯慈爱的姐姐屋大维娅并没有畏缩（用塔西佗的话说）：“尽管她年轻不经事，但已学会了掩饰自己的悲伤、自己的喜好、自己的各种情感。”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尼禄身上，看他怎么做，他们好依此而行。“接着在短暂的沉默之后，宴会的喜庆欢乐气氛又重新恢复了。”
尼禄的皇宫是一个危险的世界，即使是像无辜的屋大维娅这样沉默的旁观者，也不得不和别人一道来掩饰自己的真实情感。在不列塔尼库斯死去4年之后的公元59年3月，尼禄邀请母亲和他一起到巴伊埃度假，这个度假胜地在今天那不勒斯附近的康巴尼亚海滨，那时达官贵人常到此地。阿格丽品娜接受了邀请，盼望着好好（据塔西佗所载）享受一番。而且，尼禄在一次表现得尤为体贴周到的宴会之后，命令一艘装饰华丽的新船送她渡过海湾。一个星光明亮的夜晚，在靠近海岸的地方，灾难降临了。一切似乎都按照尼禄的计划进行：船散架了，也许这原本就是设计好的。这本会是又一次谋杀。但阿格丽品娜和她的侍女阿克罗妮娅被她们斜靠躺椅的结实边架所救，没有被压死。在接下来的一阵混乱之后，她们落入水中。
阿克罗妮娅叫喊说她是阿格丽品娜，自忖她会因此而得救。但是她装得太逼真，船员立即用锚和桨把她打死。阿格丽品娜本人则静静地游到岸边，只是受了点轻伤。尽管怀疑有人企图杀她，她还是立即令心腹仆人阿格尔姆斯去向尼禄报告，说她侥幸从一次事故中死里逃生。而尼禄则惊慌失措，将一把宝剑扔到阿格尔姆斯脚下，声称他刚刚侥幸逃过一次暗杀。尼禄宣称阿格丽品娜明显想要害死她的亲生儿子，于是派军队去杀她。宫廷里的人不知所措。一些人开始庆祝皇帝的好运，尼禄则眼含泪水，哀悼他生母的死亡。
在塔西佗的《编年史》中，尼禄对帝国权力的行使，扭曲了他的世界观，并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在尼禄统治下，罗马是个黑暗险恶之地，诸事皆暗藏玄机。在这里和皇帝有关的人只能力图揣摩皇帝心血来潮的举动。所有人——或有意地、或偶然地、或不情愿地——都不可避免地陷入虚伪和欺骗之中。塔西佗把政治世界看成一个舞台，所有人都在表演，而只有少数人（如果有的话）能撰写自己的剧本。这个核心意象极具吸引力。对于那些坚决持怀疑主义立场的人和那些热情支持共和主义的人来说，这是一个警示专制统治危害的意象。贯穿《编年史》始终的就是对腐蚀权势之人、危害统治过程本身的帝国体制的揭露和批判。这里面没有英雄人物。塞内加（尼禄亲近的幕僚之一以及《南瓜化》和《论仁慈》的作者）在自己的浴室自杀，试图通过此举来逃避帝国政权不可接受的要求。这必然是徒劳之举。在塔西佗看来，这无谓的死亡有点像是一场闹剧，以一种残忍的方式暴露了（因为这位博学之士气绝之时仍在让文书记下他的想法）塞内加过于夸大自身重要性的想法。
节俭的生活方式导致身体衰老而瘦弱，他的血只能缓慢流出。塞内加割断了腿上和膝盖下面的动脉，……然而即使在这最后时刻，他仍能说会道；因此他唤来文书，让他们记下一篇长文。
尽管塔西佗对专制独裁带来的不可避免的恐怖统治进行了道德批判，但我们应该谨慎对待而不应全然接受这些批判。塔西佗生动的文风（如同19世纪最优秀的小说家一样）有时候能使读者忘记，他根本就不可能知晓那些他当作无可争议的事实而描述出来的许多行为和动机。如果尼禄，或者屋大维娅，抑或阿格丽品娜真是在掩饰他们的情感，我们也很难确定塔西佗或者给他提供史料来源的人何以知道他们真正的感受。相反，塔西佗描述的帝国历史中，一切都是狡诈谋划的，一切都是事先精心安排的，一切都是娴熟表演出来的。真正欢呼的大众不起作用，来自贵族、民众或行省的任何真正支持也不起作用。没有可能确定不列塔尼库斯是否真正死于癫痫病发作，或者阿格丽品娜是否确实遭遇了怪异的海船事故。塔西佗记叙之时已是事发60年之后，他怎么可能收集、研究和核实有关谋杀阿格丽品娜（如果的确如此的话）企图的重要细节呢？即使我们假定塔西佗总是力图恢复事情原貌，我们又怎么能确信塔西佗能够有把握从谎言中筛选出事实呢？
当然，关于尼禄的记载也有其他的版本，它们可能和塔西佗的记载一样令人信服或是一样不可信，或者说一样无从知晓其真实性。但是可能找到其他的方式来考证这位皇帝的名声。至少我们应该质疑塔西佗记叙罗马皇帝时令人难以忍受的自以为是和苏埃托尼乌斯在帝王传记中强加的道德规范的诱人之处。苏埃托尼乌斯（总是热衷于强调罗马精英阶层的权利要求和偏见的重要性）和塔西佗（对他而言，权力不可避免地导致腐败）他们自己也是关于如何理解帝国权力争论的一部分。仅仅因为他们有时似乎更为直接地投合现代人的心理并不能使他们的叙述更为准确或可信。两人都有自己巧妙的安排，读者应该敏锐而不安地意识到这一点。
和罗马皇帝的这种形象一道，我们可以同时尝试列举一系列其他观点——一些相互矛盾，一些相互补充，另一些则相互重叠。在塔西佗和苏埃托尼乌斯严肃的历史记录之外，我们还应该列举奢华的游行式、昂贵的雕塑组合、言辞夸张的演说和令人印象深刻的碑铭。这样做不会使我们更接近“真实的尼禄”或其他任何皇帝（最终的目的不是评判一种记叙是否比另一种更可信）。但我们却更能理解罗马世界的人们理解和表述帝国权力的各种方式。
在公元1世纪中叶的阿弗罗狄西亚，那些负责在皇帝神庙前的两座柱廊里建雕塑的人，定制了两块敬献给尼禄的大理石石板雕塑。如同其他罗马皇帝的雕像一样，这些雕塑也是一个庞大的雕塑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包括了希腊神话传说中的英雄和奥林匹斯诸神。在一块雕塑板上，尼禄赤裸身体，以胜利者的姿态站在一个精疲力竭的女人面前耀武扬威，后者代表了被征服的亚美尼亚。在第二块雕塑板上，他身着军服，手持长予，可能还有一个宝球，其母阿格丽品娜左手拿着丰饶角（一种象征丰足的角，角上盛满了葡萄和石榴），正给他戴上桂冠。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想象表现了一个强有力的神明般的皇帝，它们是对罗马帝国持久的力量和繁荣的公开颂扬。作为帝国力量的象征，这两块雕塑板不应太轻率地被我们屏弃——尽管像塔西佗这样一个历史学家可能只会带着挖苦和嘲讽的微笑看它们一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