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多“另类的”埃及？
在讨论埃赫纳吞、尼弗尔提提和克里奥帕特拉形象的塑造和解构时，我集中讨论了他们是如何被艺术家、作家及电影制片人改造和借鉴的。临近尾声，我还想讨论一下“另类的”埃及学家的出现。20世纪90年代，当西方世界即将进入公元后的第二个千年时，一大批“新世纪”图书和纪录片出现一个大高潮，其中有一些提倡在考古学和古埃及文献中运用独立的、非学术性的方法。这种现象其实比埃及学出现得更早，约翰·泰勒和查尔斯·皮亚齐·史密斯等19世纪作家的理论中就有所体现，只是此时又卷土重来。
“另类的”埃及学家一般是运用一种拼凑组合的方法，选择他们想要的资料，忽略或放弃使用其他那些无法有力地证明他们论点的证据。这是因为他们通常在开头提出结论而不是问题，之后，他们遍寻资料以证明该结论。这种方法确实与传统的“以问题为中心”的考古学研究方法相对立。后者要求研究者由问题（例如：早王朝时期的王陵看起来像什么？）出发，然后考察并评估相关资料，以期找到一个或更多可能的答案。“另类的”研究者的特征也许就是类似“以结论为中心”的方法，可能在资料被汇集起来之前，一就可以轻松地完成了。拼凑组合这种方法有一个必然的结果，那就是“另类的”研究者偶尔会使用一些在传统学界中广为人知或得到公认的资料。以金字塔为例，埃及学家I. E. S. 爱德华早就发表了观点，提出大金字塔上的“通风道”与天上星象能够排成一列，而时隔已久才出现了鲍威尔的畅销书《猎户星之谜》。同样，赫里奥波里斯和吉萨这两个地方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从其中一个城市可以清楚地看到另一个城市的纪念物，如从赫里奥波里斯能看到吉萨的金字塔，从吉萨可以看到赫里奥波里斯的太阳神庙。对于这个现象，伦敦大学学院的讲师戴维·杰弗里斯已经进行了研究和阐述，在鲍威尔的假设中也有同样的观点。
在这本主要论述古埃及的考古和历史的，我只是粗浅地讨论了“另类的”解释埃及的方法以及现代的艺术家、建筑学家、作家、音乐家和剧作家如何改写并重新借用古埃及的思想、主题和故事，这些领域就像一片汪洋的大海。所有“另类的”埃及——从鲍里斯·卡洛夫的复活的木乃伊到伯纳德的“黑色雅典娜”和菲利普·格拉斯的歌剧版《埃赫纳吞》——都值得用几来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