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学中的解释：以金字塔学为例
近年来，在解读方面争论最激烈的话题之一就是：金字塔为何是现在这种形状，该形状表明了怎样的建筑目的。实际上，这种“金字塔学”已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其关注的焦点不仅是金字塔的形状，还有它们的精确尺寸、空间位置以及墓室内部布局的细节。众所周知，埃及学历史上解释金字塔的理论大多漫无边际、毫无逻辑可言，这是因为金字塔似乎能对某些研究者的思维能力施以某种为人所熟知的影响。根据研究者在不同时间点所选择的不同解释，我们在对研究问题有所了解的同时，也可以发现研究者本人的一些信息。
在建造高大纪念物时，金字塔形在建筑学上是一种最优结构，这样既能最有效地利用建筑材料，又能最大限度地保证其稳定性。这种常识性的解释是一个有效的出发点。然而，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一解释有很大的缺陷，因为它忽略了两点：（1）外星人移居地球；（2）古埃及文明形成之前就已存在的一个繁荣了数千年之久的未知文明。也曾有人郑重其事地向我提出，金字塔并非建造出来的，而是在周围所有的石头都被凿去后形成的——这种说法并没有真正解释金字塔的形状，但它却很好地说明了人们对破解金字塔之谜的无限渴求，这些解释多半基于想象而非逻辑。
根据一个流传已久的传说，金字塔和《圣经》中约瑟的故事有关——早在公元5世纪时，罗马作家尤利乌斯·霍诺留斯就曾猜测金字塔是约瑟的谷仓。1859年，约翰·泰勒提出一种理论，认为大金字塔是由外族入侵者在上帝的指引下建造的。中世纪的阿拉伯作家认为金字塔是诺亚洪水期间建造的，目的是为了收藏埃及人所有的智慧和科学知识。所有这些设想都有一个共同点，即金字塔与埃及在《圣经》中所扮演的角色有某种联系，这是由于早期学者对埃及的研究大都出于神学的目的。到19世纪晚期，很多去往埃及的考古探险队的关注点都发生了转移，从寻宝转向了证实《圣经》所记载内容的真实性。尼罗河三角洲地区发掘促进协会（埃及考察学会的前身，由英国的埃及学爱好者及学者组成）明确致力于在三角洲地区搜集“关于《圣经》中一段空缺的历史的资料”，正因如此，最初由弗林德斯·皮特里和爱德华·纳维尔代表埃及考察学会进行的遗址发掘工作都是在三角洲地区的城市进行的，这些城市包括塔尼斯城、布巴斯提斯城、诺克拉提斯城、纳贝沙城和德芬纳城。在现代埃及学家看来，关注《圣经》和三角洲地区的联系有一个意外收获——由于三角洲地区遗址的恶化程度比南部地区更严重，因此，这些痴迷于《圣经》考古的19世纪考古学家让我们了解到了很多古城中的纪念物，而这些城市经过20世纪时三角洲地区的农业和城市扩张已经消失殆尽了。
我们回到关于金字塔的争论。关于金字塔的形状和建造目的，最近有观点认为金字塔和天文学之间存在毋庸置疑的联系。长久以来，一直有人认为大金字塔上所谓的“通风孔”有某种天文学功能，因为它们的排列明显与几个恒星的排列一致，其中就包括猎户星座（埃及神Sah），这个星座是国王的身魂升上天空，在拱极星中就位时的预想归宿。最近，剑桥大学的一位埃及学家凯特·斯彭斯提出，金字塔的设计师肯定是通过瞄准两颗围绕北极旋转的恒星（小熊星座的b星和大熊星座的z星）来使金字塔的四边与方位基点保持一致。她指出，在公元前2467年，也就是胡夫金字塔（即大金字塔）建成的那一年，这两颗恒星的排列应该是正好对应着正北方。胡夫金字塔之前和之后的金字塔的方位都有偏差，而这些偏差与上文提到的那两颗恒星偏离正北方的程度紧密相关，这恰好证实了她的假设。
一些畅销书曾特别讨论过所谓的“猎户星之谜”，这种说法认为吉萨地区的3座金字塔象征着公元前10,500年左右的3颗恒星，这3颗星构成了猎户星的腰带部分。金字塔的设计中确实存在天文学的因素，而这些畅销书往往只关注天文学因素，作者在加入了对外星人参与金字塔建造的猜测（这很容易让我们联想起一些现代流行文化的理念，如1995年上映的电影《星际之门》中所表现出的那些观念）。尽管自埃里克·冯达尼肯之后，只有少数作者明确在发表物中提出某些文物可能是外星人建造的，但罗伯特·博瓦尔和格雷厄姆·汉考克等研究者对金字塔中的天文因素的研究至少暗示了有某种“外来因素”参与建造了金字塔。
苏格兰皇家天文学家、爱丁堡大学天文学教授查尔斯·皮亚齐·史密斯是维多利亚时代一位伟大的埃及学爱好者，他成功地在金字塔研究中结合了《圣经》和天文学的研究方法。他深受上文提到的约翰·泰勒的影响（后者认为金字塔的各项尺寸与整个世界是成比例的），1865年，皮亚齐·史密斯勘探了吉萨地区，他声称以“金字塔英寸”为单位建造的金字塔的数值和地球周长有关，根据泰勒的解释，埃及人已经能够根据他们所掌握的圆周率知识计算出地球的周长。于是，皮亚齐·史密斯在他的三卷本《大金字塔下的工作与生活》（1867年出版）一写到，诺亚方舟和摩西神龛的建造者使用的度量单位也是金字塔英寸。金字塔英寸事实上很简单，它和英制英寸完全一样，所以我们只要稍加推测就可得出结论，即英国人本是以色列某个消失了的部落，这种推测巧妙地为皮亚齐·史密斯的金字塔研究增添了强烈的维多利亚时期帝国主义的色彩。
大多数埃及学家认为，金字塔之所以采用现在的建筑外形，其原因应该与他们的宗教和墓葬信仰有关，这些信仰在他们的文献和视觉图像中都有体现。一种可能性是梯形金字塔和真正的金字塔都代表了那些最初堆在坑墓上的原始沙堆，另一种可能则与创世活动中的原始土堆有关。《金字塔铭文》（自第5王朝后期起写在金字塔内墙上的文字）中的某些段落证实了对梯形金字塔（早期金字塔的形式，位于萨卡拉的第3王朝国王乔塞尔的金字塔就是典型的梯形金字塔）的解释，从字面意义来看，金字塔是使国王升上天空、在群星中就位的阶梯。《金字塔铭文》中还提到了国王脚踩着阳光以到达天堂的情景，因此，真正的金字塔可能象征着从天上撒落到地面的阳光。
上述看法都属于我们所了解的理性主义模式，通过这种模式，埃及学家利用古代资料来探索古埃及人自己对金字塔的看法。巴里·肯普总结道，当埃及学家试图重构古埃及人对金字塔等文化现象的思维模式时，他们“创造性地”运用了自己的知识，这种创造性可能连他们自己也意识不到：
我们可以重新思考古代的逻辑。但有趣的是，这种做法也暗藏玄机，因为我们很难知道何时该停下来……即使我们的一系列学术猜想既忠实于古代思想，又充分利用了现有史料，我们最终还是无从得知古人是否真的这样想过。一些关于古埃及宗教的现代书籍和学术文章对古埃及人的思想添油加醋，这些添加的成分很可能与用西方现代术语所作的诠释一样多。
捷克考古学家米罗斯拉夫·维尔纳这样评价金字塔学问题：
人们总是会有梦想，因此总有一些人痴迷于某些神秘事物，而另一些人则投身于科学探索。两种人都会沿着各自的道路走下去，但他们的道路永远也不会相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