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和意识形态
我们之前讨论了宗教仪式、神殿和神庙的出现及发展，同时，我们还有留存至今的关于埃及的意识形态及社会行为规范的记载，把这两者区分开来是很有必要的。早在古王国时期，墓室主人们似乎就感觉到有必要在墓碑上宣布他们正当地拥有那些能确保他们安享来生的纪念物，为此，他们会声称自己的墓是在新土地上建的，而且那些修墓人也拿到了报酬等等。然而，这些实用主义的陈述中逐渐开始附加了道德主张。在法老埃及时期，公认的社会行为准则及对错观似乎与墓葬信仰和宗教仪式需求紧密交织在一起。因此，丧葬文献中注定会蕴含着最早的埃及哲学理念和道德观念。最开始，这些内容表现为一些陈述性文字，与供品惯用语一同出现，通常写在所谓的“假门石碑”上，后来成为个人“自传”这种文献的组成部分。哈胡夫的自传（在阿斯旺）或安赫提菲的自传（在莫阿拉）就是典型的例子，在这些文献中，死者的功德被一一列出。只有少数几个人的传记在第一中间期时未遭损坏，安赫提菲的自传便是其中之一，他这样说道：
我是最诚实的人，在他人被迫沉默时，我能够直言不讳……整个上埃及都陷入饥荒，每个人都饿到了食其亲子的地步。但我不愿看到这个州内有任何一个人死于饥饿。我为上埃及筹借粮米，也把上埃及的粮食送给北部。我想，我之前的州长从未做过此类事情……
毫无疑问，安赫提菲渴望把他作为地方长官的成就与他的道德权威联系起来。这些丧葬文献主要是为了证明或维护其个人行为的道德性。
很多实用性的、陈述埃及伦理的文字都以“教谕”（sebayt）的形式保存了下来，这些文献主要写在纸草上，其年代从古王国时期一直延续到罗马埃及时期（约公元前2500—公元325）。最早的此类文献讲述的是一个人要具备何种品质才能在今生和来世的生活中都获得成功。人们应该迎合上意、扶贫济弱。现存最早的教谕（关于如何“真实地生活”的一系列格言警句）据说是第4王朝时期的贤人哈杰代夫所作（约公元前2525年），而另一个类似的文献则被归为普塔荷太普的作品，他是第5王朝的国王杰德卡拉·伊塞西的维西尔。这些教谕很可能并非出自这些传说中的作者之手，而且其中很多文献的创作年代都比其所宣称的年代要晚得多，包括传说中的哈杰代夫的作品。这些教谕在整个法老时代都非常流行，其中两篇还被认为是国王的作品，一篇是第一中间期（公元前2181—前2055）的《献给国王梅里卡拉的教谕》，另一篇是第12王朝初期（约公元前1950年）的《阿蒙涅姆赫特一世的教谕》。
然而，从公元前两千纪起，教谕中所描述的伦理规范不再以世俗生活为主，而是更倾向于以信仰的虔诚而非物质上的成功来衡量人们的德行。现存希腊–罗马时期的两个最重要的教谕是《安赫塞尚克的话》（大英博物馆，EA 10508）和记载在英辛格纸草上的格言（瑞克斯博物馆，莱顿），这两份教谕都是用世俗体象形文字写成的，与法老时代的教谕相比，其格言更为短小精悍。
埃及人的伦理观念及宗教思想的中心是玛奥特（常被译为“真理”或“和谐”）这一概念，它回归到了创世之初的那种安静宁和的状态。当埃里克·霍尔农（在其著作《偶像背后的思想》一）论证研究古埃及思想和理念模式的必要性时，他提出古埃及是最早试图回答一些永恒性问题的几个文明之一：
古埃及人与苏美尔人共同为我们留下了最早的——但绝不是原始的——有关人类思想的证据……早在公元前三千纪，古埃及人就在思考以下问题：生和死、死亡的意义、宇宙和人类的本质、时间的本质、人类社会的基础以及权力的合法化，这些问题成为了后期欧洲哲学所关注的问题，其中一些甚至至今仍未得到解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