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与性特征
自从埃及人的身份问题被提出以来，它就一直备受埃及学家的关注。然而，这一问题的某些方面却很少被提及，这可能是因为埃及学家往往是欧洲的白种人或北美男性学者。纳尔迈调色板顶部女神巴特的几个头像是唯一具有女性元素的装饰（埃及学家——也是艺术史家——惠特尼·戴维斯指出，这些甚至有可能是公牛神的头像）。与大部分埃及艺术或文献一样，纳尔迈调色板本质上也是一个以刻画男性为主的手工制品。这样问题也随之而来：我们对古埃及女性了解多少？对埃及人自己如何看待性别与性征又知道多少？埃及社会的哪些方面受到了性别问题的显性或隐性的影响？
在观察埃及文字和图像资料中的性别模式时，我们几乎能立刻看出男性形象及其受关注的程度要远远超过女性，而这些作品中对男性的倾斜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有些很明显，有些则更微妙而含蓄。正如我们在总结关于哈特谢普苏特女王统治的观点时所看到的，在法老埃及近3,000年的历史中，极少有女性能够成为统治者。在墓室祠堂的壁画中，女性通常是次要角色，因为这些陵墓几乎无一例外地是为她们的父亲、丈夫和儿子所建。从埃及的文献和艺术图像中可以看出，最晚从第1王朝开始，埃及就一直以男性为中心。这一方面是因为我们有倾向性地选择了某些资料，从而造成了一种假象，但在某些方面也是埃及的社会现实：古埃及的女性未曾受过教育，她们常常被排斥在管理层之外，也极少出去工作，当然，纺织、酿酒和烘烤等工作除外（尽管也有男子从事后两项工作）。墓室壁画以及随葬木俑常常表现的是女性纺纱织布的形象，有时也有一些收割亚麻的农耕场面。一些古代文献指出，收割亚麻是王室女眷的主要活动之一（很多维多利亚时期的东方主义画家在创作“法老女眷”这类作品时常常忽略了这个现实）。
过去，以男性居多的埃及学家简单地把这种情况视为理所当然，很少从男性为中心的文献中努力“挑出”关于女性的角色和生活方式的信息。然而在过去的30年间，随着女性埃及学家越来越多，这方面的尝试——即透过字里行间去寻找关于女性生活和成就的信息——也就自然而然地多了起来。例如，有一点非常明显，即女性地位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着变化。在法老埃及时期，事实上有3个阶段的文献体现了女性的突出地位：一是古王国时期，那时女性可以担任一些管理职位（尽管只是管理女性群体）；二是第18王朝早期，这时女性形象更为频繁地出现在墓葬石碑上，这可能反映出她们有更多的机会参与丧葬仪式；最后是第20王朝晚期到第22王朝早期这段时间，此时女性形象不仅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墓室祠堂中，还常常单独出现，并没有任何男性亲属的陪同。
由于埃及学者长期以来一直倾向于研究精英集团的纪念物，因此许多早期研究都不可避免地集中在王室妇女和贵族妇女身上，譬如海泰菲利丝（胡夫的母亲）、索贝克内弗鲁（第12王朝的女性统治者）、哈特谢普苏特以及尼弗尔提提。然而，埃及学家们越来越注重获取有关不同社会和财富阶层的妇女的信息，而新近兴起的居住区考古也极大地促进了这一重心的转移，这种居住区考古可以提供社会经济生活的客观证据，这些证据至少有可能展现埃及社会中以妇女为中心的某些方面。那些在男性为主的文献和艺术形象中看不到的家庭和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在考古记录中有时却表现得很明显。然而，我们在分析男女利用房屋的模式时需要特别谨慎，因为我们很容易毫无根据地把某个空间同特定性别联系起来（如女性/厨房，男性/客厅，女性/卧室），而这种设想带有一种民族中心主义的色彩。
另一个性别研究的领域就是较为棘手的性征研究，在该领域中，埃及学家常常会犯民族中心主义的错误。在第八章中，我会提到埃及宗教非常重视某些神祇的男性生殖器。很多在犹太–基督教宗教传统下长大的埃及学家——用学术语言来讲，都在避免谈论这种男根崇拜，有意无意地把它看作某种与宗教格格不入的东西。从广义上讲，这使许多埃及学家企图对一些事件轻描淡写，如阿图姆为了传宗接代而进行自淫（在没有与任何女神结合的情况下）。根据雷蒙德·福克纳的翻译，《金字塔铭文》的527条明确说道：
阿图姆神从一开始就存在，他在赫利奥波里斯进行自淫，他抓住自己的生殖器并获得性高潮，然后生下了舒和太芙努特。
然而，1892到1924年间在大英博物馆担任埃及和亚述文物保管员的瓦利斯·巴奇说，这一虚构的行为是“有关自然论的一个粗鄙的例子”，巴奇显然只能把它视为某种史前宗教的遗留，从而使这一行为得到解释。而美国埃及学家詹姆斯·亨利·布雷斯特德则含糊其辞地把这段铭文译为：“阿图姆运用自己的男性力量进行了自我繁殖”，其中根本就没有提到性行为。
到目前为止，只有两谈及法老埃及和希腊–罗马时期的埃及的性问题，但两位作者都强调了这样一个典型的埃及学的设想，即传统上倾向于把和性有关的器物及图像与较为中性的“繁殖力”联系起来，而不是公开承认对性的描写和性行为。正如林恩·梅斯克尔所说：
墓室壁画强调的是女性的性能力，而不是她们的繁殖能力（即怀孕），她们的性能力可能是来世生活中备受欢迎的东西，就像仆人和食物一样。
汤姆·黑尔则谨慎地指出，我们通常难以判断画面是否是色情的。黑尔分析道：
不管我们个人认为刻画胸部赤裸的埃及妇女或女神的绘画多具吸引力，如果将其视为色情的是很轻率的。这是因为在古埃及规范的艺术形式中，成年妇女和女神通常都是袒胸露乳的，而且胸前的乳头也被勾画了出来。
他进一步分析了我们之前所见的那幅画面，衣着相同的妇女在雕像中就没有露出胸部，而在平面绘画中则裸露着一只乳房——这似乎是某种艺术惯例而非色情。另一方面，他承认在第18王朝中期的贵族墓室中，有许多赤身裸体的舞女、歌女和仆人的形象，从其外观可以断定这些是有意识的对性征的描写，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女性形象无疑成为了男性目光的焦点”。
以上对民族、种族、性别以及性的讨论的最终结果表明，在当代埃及学研究中，这些话题无疑是最有争议的也是最吸引人的。由于当代西方世界本身也深陷于种种身份危机之中，从“政治正确”到“民族纯洁”和“种族仇恨”，古埃及的文献资料自然就有了新的利用价值（这句话让我无意间想起一则谣传——也可能是诽谤——曼彻斯特的磨坊主用埃及的木乃伊作燃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