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早期种族身份的象征
事实上，对于法老时代早期的埃及人来说，纳尔迈调色板似乎对他们的民族身份的界定有着特别的意义。托比·威尔金森认为，纳尔迈的名字所代表的动物被直观地表现出来，他是古埃及最后一位被如此描绘的国王，因此，在纳尔迈的象牙权标头和圆筒印（见第三章）上都有一条被拟人化了的鲇鱼，它正在重击外族俘虏，这多少有点不可思议。而在调色板上，纳尔迈不仅化身为隼鹰和公牛等代表法老的兽类标志，同时表现为一个攻击敌人的法老形象。因此，威尔金森提出：
纳尔迈调色板是王室象征的早期及晚期传统手法的高度混合，纳尔迈的统治标志着统治观念的根本转变，调色板是体现这一观念转变的最好例证。
威尔金森还指出，纳尔迈调色板可能是借鉴了美索不达米亚图形（如在调色板中间的凹处有两只脖颈缠绕在一起的长颈怪兽）的最后一件王室手工艺品，因此：
随着埃及的统治者开始拒绝使用王室图像，转而采用本土的图形，在第一王朝初期，官方对于外部世界的意识形态也经历了重大转变……此后，在埃及的国家意识形态中，非埃及人就是未开化的野蛮人，他们被排斥在埃及人的王国之外，因此对埃及法老、老百姓及其生活方式采取敌对态度。
毫无疑问，在对纳尔迈调色板的研究当中，身份认同问题十分普遍，同样，这个问题也渗透到了整个埃及学学科当中。古代埃及人到底是什么样子？他们如何使自己区别于周边的民族？埃及文化是黑非洲文明的一部分还是近东文化的若干变异形式之一？我们定义埃及人的依据是什么？是他们的语言、地理位置还是他们的外貌？他们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在很多方面，埃及人通过强调他们与非洲和近东的外族人之间的巨大差异来明确自己及统治者的身份。埃及逐渐与之建立商业和政治联系的地区大致可分为3个区域：非洲（主要是努比亚、利比亚及蓬特）、亚洲（叙利亚–巴勒斯坦、美索不达米亚、阿拉伯半岛以及安纳托利亚）以及地中海北部和东部地区（塞浦路斯、克里特、海上族以及希腊人居住区）。
纳尔迈调色板或许还可以告诉我们一些关于早期埃及人与外部世界交往的情况。早在1955年，以色列考古学家伊加尔·亚丁分析指出纳尔迈调色板所描绘的可能不是简单的庆祝国王继位或宗教仪式等场景，甚至也不像过去的理论所认为的那样，记述了上下埃及的统一。亚丁认为，它反映的是埃及与近东早期的军事冲突。亚丁重点关注了在纳尔迈国王击打敌人的高大形象下面的两个卑躬屈膝的人。正如我在第一章所谈到的，在某些方面这两个人物的身份可以通过旁边的一对类似象形文字的符号来确定。左边的符号看似一座防御城墙的长方形平面图；如果该符号代表的也是建筑的话，右边的则可以看作一座半圆形围墙，有两堵墙由它的中间向外伸展出去。亚丁指出，右边的符号可能是埃及人独特的风筝形围墙的表现方式（从上面看，它呈钻石状，并有两条“带子”从上面垂下）。在现代城市阿曼附近的哈玛德沙漠发现了大量此类建筑，在阿曼，人们认为这些建筑是防御城墙，畜群可以圈养在其中以免受其他部落的袭击，因此这两个符号表现出了纳尔迈脚下那两个人的来源地，如果亚丁判断正确的话，第一个符号代表埃及人在青铜时代早期的巴勒斯坦征战时遇到的长方形防御城墙，第二个符号表现的则是风筝形围墙，与当时外约旦地区的游牧民族有关。
有趣的是，20世纪90年代，在以色列纳哈尔蒂拉地区的西罗遗址进行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一块埃及陶片，上面刻有一个王名框，框内写着纳尔迈的名字，同时还发现了很多其他的埃及手工艺品，其中有象征权力的物品如权标头，其年代与纳尔迈调色板的年代相近。此外，在纳哈尔蒂拉地区西北部的泰勒埃拉里地区也发现了埃及人活动的证据，这些都表明当时埃及人的确出现在巴勒斯坦地区。这些考古学证据或许可以证明亚丁理论的正确性，即埃及人的军事扩张很久之前就到达了黎凡特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