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特谢普苏特：女法老还是女权主义者的先驱？
当我们要了解图像和文字记载所反映的法老的个性特征时，很多埃及学家和其他学者会自然而然地尝试着去推测他们的性格及动机。特别是动机激发了对两位国王的研究。这两位国王——哈特谢普苏特（女法老）和拉美西斯大帝——声誉已经远远超越了埃及学领域。有人尝试着刻画他们的心理特征，这种尝试备受争议，而且通常足以将这两位国王模式化。
哈特谢普苏特是埃及历史上少数几个能够独立统治埃及、而不附属于男性统治者的女王之一（可能共有5个）。“王后”一词通常指埃及王室中的女性，但是埃及学家使用这个词是有很大风险的，因为古埃及语中并没有真正表示女性统治者的词，只有极少数的短语用来表示与男性统治者有血缘或婚姻关系的女性（最重要的是“伟大的国王之妻”，hemet weret nesw）、“国王之母”（mwt nesw）以及“国王的妻子们”（hemwt nesw）。这就意味着在极少数情况下，当女性自己成为“国王”时，她们实际上只能采用男性统治者的王权标志和象征物。哈特谢普苏特的大多数史料都被保存了下来，作为女性统治者，哈特谢普苏特在她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把自己塑造为一个男性。在她位于代尔艾尔麦迪纳的祭庙中，以及其他纪念物上，她的形象经常是身着男性统治者的服装，还戴着国王的“假胡子”。在她的真实性别以及法老的男性角色之间很可能会让人感到某种冲突的存在。但是，只有在她死后，她的名字被从纪念物上抹去这一行为才真正表明人们感觉到了这种不协调。有趣的是，她的王名和头衔常常以阴性词尾结尾（其中一个可能是有意让人联想到中王国时期的女王索白克尼弗鲁），通过玩弄一套文字游戏而将她与某些不可能出现在男性国王名字中的神祇以及神性联系起来。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正是由于哈特谢普苏特的性别原因，很多埃及学家一直都倾向于固定地将她归为一个和平主义者。例如，在1951年，约翰·威尔森提出：
在国家事务方面，哈特谢普苏特同图特摩斯三世形成了鲜明对比。她没有任何关于军事远征和征服活动的记载；而他成为了埃及帝国最伟大的征服者和缔造者；让她引以为豪的是埃及国内的发展以及贸易事业……这次冒险[即远征蓬特]具有非同寻常的深远意义，它宣扬了埃及的政策，即埃及人应当积极加深与已有朋友之间的友谊，而让那些顽固不化、不友好的亚洲人自食其果，因为埃及人不会与他们往来。
10年以后，艾伦·加德纳对此作出了更大胆的论断：“除了对努比亚进行过一次微不足道的劫掠之外，哈特谢普苏特在位期间几乎没有军事征服活动。”尼古拉斯·格里马尔在1980出版的埃及历史中也指出，哈特谢普苏特唯一真正的对外侵略就是派遣了去往蓬特的贸易远征队：
关于这一[前往蓬特的]远征，哈特谢普苏特祭庙的墙上有非常详细的记载，它代表了哈特谢普苏特时期外交政策上的制高点，此前其外交活动仅局限于开采西奈半岛的马哈拉干河谷矿场，以及派遣军事远征队前往努比亚……哈特谢普苏特在位时期，唯一一次军事行动是为了巩固图特摩斯一世所取得的成就……
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加拿大埃及学家唐纳德·雷德福就已对女王的统治提出了一种修正观点，他认为这种不合理的假设没有事实依据，明显证据不足。他指出，如果只是因为缺乏描述军事远征的文献就得出这样的结论，那么，一些男性统治者也可以被（可能是错误地）看作和平主义者，
在哈特谢普苏特统治之后，埃及迎来了历史上最辉煌的帝国扩张时期，在这种情况下，哈特谢普苏特所取得的军事成就必然会显得黯然失色……如果说图特摩斯三世的远征的确同哈特谢普苏特在军事领域的作为形成了鲜明对比，那么图特摩斯同荷伦布以及塞尚克一世的统治形成的反差就更大。如果只根据现存文献下结论的话，那么后面这两位君主就几乎没有对外征战。
荷伦布在成为国王之前曾是图坦卡蒙的将军，我们有充足的证据证明他绝不是个和平主义者。
另一个关于哈特谢普苏特的统治和性格的争议集中在两个密切相关的问题上：一、她是否是一个软弱无力的国王，要通过异常多的宣传为其获取王位造势；二、她是否被她的管家塞内姆特（男性）所牢牢掌控。加德纳在1961年提出：
没有男性的支持，即使是一个最具男性特质的女性，要达到权力的顶端也是不可想象的。底比斯墓区中仍然有很多她的大臣的豪华陵墓，这些大臣都用卑躬屈膝来形容她。但是在这些人当中，有一个男性表现得十分突出。
唐纳德·雷德福在1967年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
毋庸置疑，她最大的支持者是她的总管塞内姆特，此人出身卑微，在她在位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他都是王权背后的实权人物……她的身边围绕着很多宠臣，这些人鱼龙混杂，没有共同的背景，也不大可能拥有同样的政治目的……在她在位第16年后的某个时候，塞内姆特消失了，他最终是自然死亡还是失宠并被暗杀，我们无从知晓……图特摩斯三世，这个正值盛年的天才军人，迅速填补了塞内姆特和尼弗鲁拉离任后的空白，如果哈特谢普苏特还希望挽回局面的话，她就不得不对他采取一种妥协的态度。
雷德福继而指出，当图特摩斯三世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浮雕中，并且开始掌握发动对外战争的权力时，哈特谢普苏特就逐渐淡出历史舞台了——但是，这同其他的父子共治相比并没有什么区别：埃及的王子们一般都会被给予更多的权力，使他们能够为将来继承王位做好准备。
甚至在20世纪80年代，格利马尔仍然在把哈特谢普苏特描绘成一个软弱的、受塞内姆特——王位背后的险恶的实权人物——控制的形象：
在其统治时期，她依靠着一些重要人物，其中最重要的是一个叫做塞内姆特的人。甚至在塞内姆特得志的时期，就有一些恶意的谣言，说他之所以荣华富贵，是因为与女王关系暧昧……在哈特谢普苏特在位的前3/4的时间里，他是一个无所不在的人物，但是随后因为一些不明原因，他似乎失宠了。人们认为他是在尼弗鲁拉死后失宠的……他可能已经开始同图特摩西斯三世结盟，这使得哈特谢普苏特在她在位的第19年弃用了他，3年后，女王本人就消失了。
但是，格利马尔所提及的“恶意的谣言”以及“失宠”并没有任何确切的证据，而更多的是出于他自己的想象。
接着，法国的埃及学家苏姗·拉提挺身而出，为哈特谢普苏特辩护：
塞内姆特的性格复杂多变。他的职业生涯的某些方面令人费解。至少到女王在位的第16年，所有的重大成就中都能找到他的身影。在各种决策和活动中，很难分清女王和她的“顾问”各自扮演的角色。我们用“顾问”一词来形容塞内姆特，而有意避免使用“宠臣”一词，因为哈特谢普苏特和塞内姆特这方面的生活是我们完全接触不到的，而且也没有任何客观证据。
最后，第三个关于哈特谢普苏特的历史争论的焦点是：她如何证明自己应当登上王位。在新王国时期的王室纪念物中，有一小部分表明统治者是由一名女性和神（阿蒙神）结合所生，也就是说他（或她，例如哈特谢普苏特）的身体是半人半神的。这就又提出了一个问题：是否这些画面本是许多王室纪念物上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只是因为偶然的机会，某些朝代的纪念物上的这些画面才得以保存下来？还是像很多埃及学家所认为的那样，某些统治者更注重强调他们的统治的合法性？
埃及学家经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哈特谢普苏特和阿蒙霍泰普三世的“神圣诞生画面”——分别出现在代尔艾尔巴哈里神庙和卢克索神庙——是政治宣传性的还是宗教性的（也许兼而有之）？较普遍的观点认为，哈特谢普苏特的性别迫使她利用新方法证明其地位的合法性。而阿蒙霍泰普三世（以及后来的拉美西斯二世，现存的相关画面为数不多）并不存在哈特谢普苏特那样的“性别问题”，但他们也利用了神圣诞生的神话，上述观点则无法解释这个问题。在科林·坎贝尔的《国王阿蒙霍泰普三世的神奇诞生及其他埃及学问题》（1912）一，他提出，考虑到王权中阿蒙崇拜取代了拉神崇拜，哈特谢普苏特和阿蒙霍泰普三世的诞生画面的出现实质上是由于宗教原因而非政治原因，其目的在于将国王塑造为阿蒙之子，而不是太阳神拉之子。但是，早在阿赫摩斯统治时期，也就是哈特谢普苏特的三代之前，阿蒙就已经被描述成了国王之父。实际上，至于哈特谢普苏特为什么要强调她的神圣出身，至今仍没有定论。
尽管拼凑的证据总是会造成解读上的困难，但毫无疑问，20世纪对于哈特谢普苏特统治的解读存在三个难题，这些难题至少部分来源于埃及学家的假设和个人偏见，这些假设和偏见不仅使他们错误地解释证据，还使他们公然为女性统治者建立起一个半虚构的形象，这必然使埃及学家在研究这个主题时借鉴了后来西方史上的（通常都是非常不适合的）许多女性统治者的固有形象，比如伊丽莎白一世和维多利亚。例如，当米歇尔·赖斯推测哈特谢普苏特与塞内姆特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时，他借鉴了俄罗斯历史：
她似乎同她的建筑师塞内姆特维持着一种暧昧关系，他可能是她的女儿尼弗鲁拉的父亲；也许他对她而言就像波将金对凯瑟琳一样，哈特谢普苏特本人也同凯瑟琳非常相似。
除了哈特谢普苏特以外，另外两个得到这种“盖棺定论”式的性格描述的埃及“王室女性”是尼弗尔提提（她的一尊雕像举世闻名）和克利奥帕特拉七世，后者是托勒密王朝的最后一位统治者，同时也是20世纪电影业中最鲜明的文化符号之一。我将会在最后一章讨论尼弗尔提提和克利奥帕特拉的声誉及种种影响，因为这两位埃及王室女性无疑已经跨越了时空界限，登上了现代流行文化的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