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尔迈调色板和古埃及文字的起源
与许多早期的人工制品一样，有人把纳尔迈调色板上面的符号解释为纯粹的象形符号，即一连串互不相关的象形文字，或者是合乎语法语序的句子。就目前关于埃及文字起源与本质的讨论来说，这些解释能为我们提供什么信息呢？
调色板上除了图画叙事之外，还有象形文字作补充，如在对敌人实施打击的国王前方的“鲇鱼”和“凿子”的符号。在法老时代，这两个符号的读音中分别有音值nar和mer，但我们还不确定nar和mer在这里是表音还是表意。“nar-mer”这个符号重复出现在调色板正反两面的上方，被框在王名框中，王名框可能代表的是早期王宫正门，象征着强大的王权。从前王朝晚期开始，王名框就被用来框起国王的某个名字，它具有象征意义（例如王名框的顶部经常有鹰神荷鲁斯，象征着埃及学家所熟知的国王的“荷鲁斯名字”）。然而，调色板的这一面还有许多其他符号，多数埃及学家认为它们是早期的象形文字（见第一章中的描述）。至于调色板这一面右上方的4个符号（紧邻10个被斩首的尸体的上方）是象形文字还是图画，仍然存在不同意见。
1961年，艾伦·加德纳大胆地将这个调色板描述为“一种观众可以将其译成文字的复合图画”。这句话似乎并不能按照字面意思来理解，它只是描述了解读图像资料的过程。然而，1991年，一位美国的埃及学家小沃尔特·费尔瑟维斯发表了一篇文章，指出早先的埃及学家对于纳尔迈调色板的解读都犯了“一个严重的方法论错误”，因为他们把调色板上的大部分装饰看作图画而非文字。费尔瑟维斯认为调色板两面所有的符号都应该被译成合乎语法的短语，它们是埃及象形文字的早期形式。换句话说，他认为应该把调色板当作一个长句来读，而不是把它当成艺术和文字的组合。他辨认出了62个推定的“象形文字”，并且分析了每个文字可能包含的细微含义，然后将它们整理成篇，在此基础上他提出，调色板“并非是关于上下埃及统一的记录，而是表现了伊德福地区的统治者穿过尼罗河谷向南进入努比亚所取得的胜利”。其他埃及学家不接受这一理论，但是该理论确实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前王朝晚期和王朝早期的艺术在多大程度上包含了完全成熟的文字体系，而不是仅仅通过纯艺术形象传达信息？
最近关于埃及文字起源的研究集中在以下几个具体问题上：象形文字体系最早是在什么时候开始使用的？什么时候开始包含了语音学和语法？它是吸收了另一种文化（最有可能的是近东地区的文化，那里的文字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时间要略早一些），还是在埃及独立出现的？如果是那样，它是由某个人或某一小群创新者“创造”的吗？还是经历了几代人或几个世纪的缓慢演化？
另一个适用于所有早期文字体系的问题就是，早期文字的出现是出于政府管理的实际需求，还是由仪式和典礼等最初的需求发展而来？最早的埃及象形文字是不是统治者和贵族集团用来维持他们权力的宣传工具呢？由于我们对不同文化中文字的出现时间有不同看法，这个问题的答案就被复杂化了，而且文字最初使用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为书写介质的材料（如泥板、骨头标签、纸草卷和石制文物），以及这些材料在世界不同地区环境下的保存情况。由于早期美索不达米亚管理类文献所使用的泥板在当地环境下很好地保存了下来，很多学者就据此认为文字的出现是为政府管理来服务的，而在中美洲、中国和埃及，最早的刻有文字的物品（如玛雅的石碑和埃及的石制调色板）似乎都是为仪式而服务的，主要与贵族阶层维护自己的权力有关。根据这种跨文化的文字观，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出现文字的根本原因与其他地区有鲜明的对比，这种跨文化的观点忽略了一点，即在绝大部分早期社会中，政府管理档案多写在廉价且耐用性差的材料上（如埃及的纸草，早在第一王朝时就在使用），这是由这些档案的性质决定的。因此，这些成本低廉的管理文献并没有很好地保存下来，而最早的礼仪和“宣传”文献却写在特殊的耐久材料上（主要是石头），较好地保存了下来。当然，将管理文献与礼仪/宣传文献一分为二的想法本身也许就有缺陷，因为某些早期埃及的铭文（如在有大量墓葬品的前王朝晚期/零王朝王陵中发现的骨头、象牙制作的标签）可以看作是相对单调的管理文献的精致而有贵族风格的版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