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变迁与物质文化
对盖斯尔艾尔萨加定居点的定年过程表明，现代埃及学家使用的最有效的定年方法之一就是对陶器的样式和材质的研究。过去20年里，对古埃及陶器的研究有了巨大发展，用于分析的陶器碎片的数量（来自各种不同类型的遗址）增加了，现代技术的种类也更多了，这些技术用于从陶器中获取更多的信息。陶器是埃及物质文化中一个异常丰富的领域，我们对这方面认识的提高必然会对年代框架产生影响。20世纪80年代对孟菲斯城某地（考姆拉比阿遗址）的发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证明了在陶器研究中使用更先进的方法有助于理解文化变迁的整体过程。
我们可以通过传统技术来确定陶器的相对年代顺序，这些技术包括确定墓葬品的排列顺序、分析居住地或宗教遗址中的大量层状材料等。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传统方法确定陶器的绝对年代，如将陶器与铭文或年代确定的图像（特别是陵墓里的）联系起来，也可以通过热释光测年法等科学技术来确定。一些学者开始研究器皿和材质类型在不同时期的变化。例如，烤面包用的陶制模具的样式在古王国末期有显著变化，但并不清楚这种变化是源于社会、经济或技术因素，还是单纯是“潮流”变化的结果。这种分析表明，物质文化的变革可能源于各种各样的因素，只有一些因素与政治变革有关，而传统观点认为政治变动是影响埃及历史的最主要因素。这并不是否认政治与文化变革之间的诸多联系。例如，古王国时期的陶器往往是集中生产，这与政治上的统一有关，在第一中间期期间，随着政治上的分裂，地方风格的陶器再度兴起。随后，在较为统一的第12王朝，陶器的风格再度统一起来。
在研究埃及历史的某些阶段时，如法老时代初期统一国家的出现或是古王国的衰落与灭亡等时期，为了解释突然发生的重大政治变革，学者们有时会考查环境和文化因素。然而，这种对非政治性历史趋势的有选择性的关注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即使在古王国和中王国这样繁荣稳定的时期，我们尚不了解埃及的环境和文化发生了何种变化，要想解释这些因素在政治危机时期的作用就更加困难了。有关陶器和其他普通的手工制品（以及环境因素，如气候和农业）的研究越来越多，这就为更全面地看待埃及历史奠定了基础，根据这种全面的埃及历史观，政治文献要放在长期的文化变迁的背景中来进行解读。
通过用系列法来研究中王国时期的私人棺椁，我们得到了年代和历史方面的有价值的资料。根据梅斯和温洛克对中王国棺椁的传统分类法，只有两种基本类型的棺椁：（1）北部风格（源自孟菲斯地区、贝尼哈桑、贝尔沙和梅尔）；（2）南部风格（源自艾斯尤特、艾赫米姆、底比斯、戈伯伦和莫阿拉）。这两种风格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在南部风格的棺椁上，绝大部分装饰在外部，而北部风格的棺椁上则没有人物形象。以门图荷太普二世的王后的石棺为例，它是在底比斯发现的，上面雕饰有理发的场景，在戈伯伦和莫阿拉发现的石棺上也有类似的雕饰。一些“南部”风格棺椁的棺盖内侧饰有所谓的“星辰钟”，还刻有成行的祈祷文，祈求星宿诸神的保护，如努特、索普德特（即天狼星）、沙（即猎户座）和大熊星座。
20世纪80年代，哈克·威廉斯彻底修正了这种传统的分类法。他认为中王国时期的棺椁装饰中有一些基本元素：眼睛、假门、水平饰带、供品套语、祷文、石棺铭文、两世书以及星辰钟，这些都表明了梅斯和温洛克的分类中存在很多缺陷。首先，南部和北部风格的区分没有任何根据，因为各个地区的风格本身就是独特的——艾斯尤特和贝尔沙的棺椁之间肯定有显著区别。第二，随着时间的推移，“赫拉克里奥波里斯”（他称之为“标准的”）风格的装饰发生了整体类型上的转变，因此可以用来确定棺椁的年代，也可以用来确定其所属陵墓的年代。
威廉斯的新分类法本身并不重要，其重要性在于：棺椁是很多埃及遗址中都能找到的常见文物类型，它们是一种极其丰富的资源，使年代学研究的潜在价值能够得到正确的开发。威廉斯的棺椁“顺序定年法”不仅可以更有效地确定棺椁本身的年代，还意味着成组的棺椁可以用于确定不断交替的地方统治者与国王之间的关联，因此得以将地方变革和国家变革联系起来。未来，构建埃及年表必须建立在这种研究的基础上，因为王表和其他类似文献只能为我们提供关于政治变革（王朝和统治者的兴衰）的有限信息，但埃及境内各遗址中发现的物质文化的具体要素可以作为年表的基础，为我们提供古埃及社会史和经济史方面的信息。
埃及学家需要将他们自己从曼涅托式的宏大埃及历史观（这种观点认为埃及历史就是一份详细的王表）中解放出来，在关于第一中间期的一篇报告的序言中，德国埃及学家史蒂芬·塞德勒马耶尔明确表述了这一观点：
很多关于埃及历史的著作都把关注点集中在王宫、国王和“宫廷文化”上，但在撰写第一中间期的历史时，有必要去关注地方城镇和作为社会最基本元素的大众。
这段话普遍适用于埃及历史的撰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