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年表
如果不能按某种年代顺序来构建历史，历史就只是杂乱无章的堆积。埃及学家通过很多途径着手为古埃及历史创建年表，他们利用各种各样的资料，包括考古资料（如有不同装饰风格的棺椁）、文献（如“王表”和石碑）和科学的测年方法（如碳14年代测定法和热释光测年法）。
埃及学家用“王表”一词来特指那些列出统治者名字和头衔的古埃及文献，其中一些还列出了每个国王的统治期及其在位期间发生的主要事件。实际上，所有留存下来的王表都出自宗教或丧葬文献，这些文献通常与祭拜王室祖先的仪式有关。通过定期向名册上的前几任国王献祭，每个国王都得以在这个序列中确立自己的地位和合法性。王表的保存形式多种多样，它们大多数都是新王国时期的，而最早的一个被称作帕勒莫石碑，它是玄武岩石碑的一块残片，其年代可回溯至第5王朝时期（约公元前2494—前2345），现存于西西里岛的帕勒莫考古博物馆。
帕勒莫石碑的正反两面都刻有圣书体铭文，描述了第1到第5王朝期间国王的统治及更早的神话时代的统治者。据估计，原石碑长约2.1米，宽约0.6米，现存有4块较小的碎片（收藏于开罗的埃及国家博物馆和伦敦大学学院的皮特里博物馆）。我们对该石碑最初的发现地一无所知，因为1866年那块最大的残片曾出现在文物市场，但来源不明。这份文献包含了下埃及国王的年鉴，年鉴从神话时代的统治者延续数千年的统治开始，一直持续到荷鲁斯时代，传说正是荷鲁斯将王位传给了美尼斯。美尼斯的继任者的名单一直列至第5王朝。石碑被分为若干个水平的格层，每个格层又被顶部弯曲的竖线分隔为若干部分，以此来代表“国王在位纪年”的象形文字符号（renpet）。每一栏里写着当年发生的有纪念意义的事件及尼罗河泛滥时的水位。记录的事件大多是宗教庆典、战争和特殊雕像的制作。相关统治者的名字写在对应栏的最上面。这个石碑记载了第5王朝末期之前的每一个国王的名字和在位时间，它曾经很完整，但令人沮丧的是，我们现在却只有这些碎片。
另一个令人为之扼腕的残片是“米特拉希纳记事本”。这块石碑原是古王国时期的一块浮雕，后来被重新利用，上面刻有已知最早的中王国王室年鉴。这部分年鉴记录的是第12王朝法老阿蒙涅姆赫特二世的统治，它在新王国时又被用于普塔神庙中，该神庙靠近现在的米特拉希纳村，这个村子是古代都城孟菲斯遗址的一部分。帕勒莫石碑只是简单概括了各位国王统治期间每年所发生的事件（大多数可能都是仪式），而米特拉希纳铭文则不同，它详细记载了阿蒙涅姆赫特二世在位两年中的部分事件。
都灵纸草（也称都灵王表）是第19王朝统治者拉美西斯二世（公元前1290—前1224）在位期间编纂的，它只简单列出了统治者及其确切的统治时间，偶尔会列出某个统治者距美尼斯时代有多少年。古埃及人认为美尼斯是法老时代的第一个统治者。这份用僧侣体书写的纸草被贝尔纳迪诺·德罗韦蒂从埃及带走，现存于都灵的埃及博物馆。那时它几乎是完整的，但和其他王表一样，它在被都灵博物馆收藏之前遭受了严重损坏，现在已不完整。19世纪中期的埃及学家，如商博良和古斯塔夫斯·塞法特，整理了这篇文献中的大量碎片，尽管仍然存在很多空白。这份文献原先很可能包含近300个名字，甚至包括第二中间期时来自亚洲的“喜克索斯”统治者（尽管有一个符号表明他们是异族人，而且他们的名字没有被写在王名圈内），最后以拉美西斯二世的名字结束。与帕勒莫石碑一样，这份王表回溯到了已知的国王统治之前的时期，列出了无名的神灵和众神的统治时间，他们被认为是第一个法老出现之前的统治者。这份文献极其重要，它的严重毁损是另一个重大损失。
5个主要王表的年代也都可追溯至第19王朝早期，这5个王表包括：两个阿拜多斯王表（分别发现于阿拜多斯的塞提一世神庙和拉美西斯二世神庙，后者现存大英博物馆）；卡纳克王表（现存卢浮宫）；萨卡拉石板（现存开罗埃及国家博物馆），它发现于拉美西斯二世时期的高官图纳若伊的墓中；底比斯祭司阿蒙美斯的墓室壁画（TT373，约公元前1300年），画面表现了他向13位前任国王的雕像致敬的场景。还有一些更为简单的王表，例如在哈马马特干河谷的采矿和采石遗址发现的一张涂画，根据古文字学的研究判断，其年代应是第12王朝（公元前1991—前1783），涂画里包括第4王朝的5个国王和王子的名字。1985年德国考古学家在乌姆·艾尔·卡博发现了一个印章的印记，它是现存最短的王表之一，但却充分显示了这类文献的重要性。这张王表列出了6个统治者，他们的排列顺序如下：纳尔迈、阿哈、杰尔、杰特、丹和美尔奈斯，因此提供了另一个有力的证据，证明了纳尔迈调色板上所描绘的那位国王可能是第1王朝最早的国王。
最后，有关埃及的最详细的史料是《埃及史》，它是由托勒密王朝早期（公元前3世纪）一位名叫曼涅托的古埃及祭司用希腊语编写而成的，记述了埃及统治者的历史，但不幸的是，这份文献仅以摘录的形式保存在很久以后的历史学家——如约瑟夫斯（公元1世纪）和乔治·辛斯勒（公元9世纪早期）——的著作中。根据现有证据来看，曼涅托不仅能查阅埃及文献，如之前提到的王表，还能查阅希腊年鉴。创作这本（献给托勒密二世的）历史书时，他可能正任职于塞布尼托斯神庙，该神庙位于三角洲的现代城市萨马努德城附近。他将世俗（即神话时代之后的）统治者划分为30个王朝（后来第二波斯王朝也被加入其中，成为第31王朝），这一划分对19世纪早期以来有关埃及年表的传统观点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然而，随着新文献的翻译和新遗址的发掘，埃及学的历史和考古资料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样化，曼涅托的纪年系统的致命缺陷逐渐暴露出来。曼涅托的基本假设是，整个埃及只是由一系列统治者来统治的，彼此之间并无重叠，也没有出现分裂的小王国。多年来的研究逐步证明，在许多时期，埃及并不是一个文化统一、政治集权的国家，埃及的各个地区都在以不同的速度发生着变化。也有其他分析显示，人们倾向于把短期的政治事件看作历史中至关重要的因素，但与渐进的社会经济发展相比，后者更具历史意义，从长远角度看，它能给整个文化带来更剧烈的变化。
事实上，传统的年表还有一些主要问题。第一，曼涅托编写的历史往往是不可靠的，因为我们看到的只是通过引用留存下来的只言片语，并非整个原始文献，同时我们也并不清楚他的资料来源。第二，国王在位的年限也常常没有定论，例如：都灵王表中提到塞诺斯瑞特二世和三世分别统治了19年和39年，而他们的纪念碑上所显示的统治年限的最高记录分别是6年和19年。第三，所谓的“中间期”也存在一个重大问题，传统上，人们出于某种惰性将它们解释为“黑暗年代”。第四，关于父子共治仍有很多争论，特别是第6王朝和第18王朝的情况。最后，很多年表都取决于古代天文观测（特别是“天狼星偕日升”），随着古代天文学家——祭司——观测地点的不同，绝对年代也会有所不同。一些埃及学家，如罗尔夫·克劳斯提出，所有的观测都是在同一个地点进行的（如象岛）；但另一些埃及学家，如威廉·沃德，则认为各地一定有各自的观察点，即对于那些需要根据天文现象来确定庆祝日期的宗教庆典，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可能会有不同的庆祝日期。在拉洪发现的一份文献记载了天狼星同太阳一起升起的情况，时间是塞诺斯瑞特三世统治的第7年，如果观测地点在象岛，那么其“绝对”年代就是公元前1872年；如果是在赫里奥波利斯，其年代就是公元前1830年——差异之大几乎超过了古埃及人的平均寿命（据估计，公元前19世纪时，即使是贵族阶层的男性，平均寿命也只有35岁左右，女性则是30岁。在古代，生育有很大危险，因此女性的死亡年龄普遍较早）。
最基本的历史分期（即前王朝时期、法老时期、托勒密时期和罗马时期之间的区分）的重要性开始受到质疑。一方面，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阿拜多斯的乌姆艾尔凯博墓群中的发掘结果显示，在第1王朝之前还有一个零王朝，其年代可追溯至公元前4千纪的某段未知时期。这意味着，最晚在前王朝时期的最后一两个世纪内，埃及在政治和社会的很多方面可能已处于“王朝”时期了。
相反，越来越多的学者们意识到，前王朝晚期的陶器风格在早王朝时期仍被广泛沿用，这表明前王朝时期文化的某些方面一直延续到了法老时期。埃及史前史中漫长的“前王朝”时期难免被理解为一种文化而非政治发展的结果。现在，有学者开始认为，研究王朝时期（以及托勒密时期和罗马时期）不仅要研究国王及王族的延续，也要研究陶器的材质类型及许多其他手工艺品的风格和材质。
尽管法老时期和托勒密时期、托勒密时期和罗马时期之间都有政治剧变，但随着后两个时期的考古资料的逐渐增加，开始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即文化变革的过程似乎没有纯粹的政治文献中记载的那么突然。因此很显然，托勒密时期的意识形态和物质文化中的某些方面在政治剧变中仍然保持不变。与其说亚历山大大帝及其将军托勒密到达埃及是埃及历史的分水岭，倒不如这样认为：尽管公元前1千纪中期到公元1千纪中期之间发生了许多重大政治变革，但这些变革是在相对缓和的社会和经济转变过程中产生的。法老时期文明的重要元素可能相对完整地存在了几千年，直到公元641年伊斯兰教时期开始后，才经历了文化和政治转变的全面结合。
前面介绍了埃及年表构建的基本内容，但要了解它们如何运用于实践中，我们需要举一个适当的例子来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