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色板、权标头和撰写历史
纳尔迈调色板只是众多现存的属于贵族的手工艺品之一，这些手工艺品主要包括史前时代晚期和第1、2王朝时呈奉用的调色板、权标头和象牙。这些“可移动艺术品”（即可以随身携带的艺术品）提供了有关早期埃及的图像材料和象形文字的资料，正如我们将在讨论文字的那一章中讲到的，在这个时期，纯粹的象征符号和词语是很难区分的。单独或是成组的物品都常被用来创建关于早期法老国家出现和统一的理论。奎贝尔和格林还在赫拉康波里斯发现了另外一些重要的调色板和权标头，其中包括一个仪式用的梨形石灰石大权标头的碎片，上面也刻着“纳尔迈”的名字。这块权标头所表现的似乎并非战争场景，而更像是与王权相关的早期仪式的场景，其中一个场景被认为是已知最早的对‘ty-bity——“下埃及之王出现”这一仪式的描绘。正如很多埃及学家认为纳尔迈调色板是对上埃及统治者纳尔迈打败下埃及这一事件的文字记述，这个权标头也一度被公认为是纳尔迈与一个“北方公主”联姻的纪念物。这个观点的主要依据是那个没有胡须、坐在抬椅中的人物形象代表了王室新娘，但也有人指出这个坐着的形象可能是一个神，甚至并不一定是一位女性。
除纳尔迈权标头之外，还发现了另一个类似的石灰石权标头的碎片（现存于牛津的阿斯姆林博物馆），这个权标头上的装饰是高浮雕场景，其中有一个戴着上埃及白色王冠的男性形象。这个人物是权标头上最高大的形象，根据刻在他前面的表意符号似乎可以断定他是蝎子王，纳尔迈国王的前任。蝎子王手握一把大锄，一个仆人正向他递上一个篮子，也许是为了接住蝎子王从地上挖出的泥土。他和仆人站在紧靠河道的地方，表明他正在助手的协助下仪式性地挖掘用于灌溉的运河。这种解释虽被广为接受但并未得到最终证实，这种解释导致了蝎子王权标头常被用作一条重要证据来证明以下假设：埃及国家及其政府的君主专制特征是在某个贵族群体治水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加拿大埃及学家尼克·米利特认为，公元前4千纪晚期及3千纪早期的调色板和权标头上的图像和文字本身并非为了描述历史事件，而仅仅是用于标记、纪念和纪年。他颇为肯定地指出，这个手工制品上的装饰的目的是通过事件和仪式来传达创造该物品时的“背景”。他通过对纳尔迈权标头的分析证明了这一点，他认为这个权标头表现的是某年举行的王室仪式，时间很可能就是制成这个权标头并将其供奉给神庙的那一年。米利特认为权标头上的场景很像帕勒莫石碑上列在国王年鉴下的简短仪式列表（关于埃及早期的“国王列表”，参见本章后面的“构建年表”部分）。
如今，我们渴望能够将“真实”事件和仪式区分开来，这就使我们对纳尔迈调色板和权标头等物品上的图像和文本的分析复杂化了。然而，古埃及人几乎无意对这两者进行区分。事实上，有人可能会认为法老时期埃及人的意识形态——特别是与王权有关的意识——依赖于真实事件与纯粹的仪式或巫术活动在某种程度上的混淆。这些铭文与手工艺品构成了埃及历史的基础，它们所传达的信息通常既有普遍性（神话或是仪式性的），也有特殊性（历史的），而考虑到古埃及人倾向于模糊二者的界限，在构建埃及人所叙述的历史时，我们的目标就是尽可能明确地区分这两类信息。
至于调色板和权标头，唐纳德·雷德福提出，对于公元前3千纪末发生的埃及统一这种独一无二的事件，肯定有纪念的必要，但这些事件是被“纪念”而不是被“叙述”。这一区别十分关键：我们不能指望从纪念性而非描述性的场景中理清“历史”事件，如果我们这样做，很可能会常常被误导。
德国考古队重新考察阿拜多斯的王室墓群时有了一些发现，其中一项发现给这场关于仪式、符号和历史事件的辩论带来了有趣的新转折。古时人们变陵墓为祠堂的改造（参见第七章）、19世纪到20世纪的考古发掘，都造成了大量废弃物的堆积。2000年，德国考古队在探查某个废物堆时，发现了一块几乎完整的象牙标签，其上的装饰图案与纳尔迈调色板上的某些图形极为相似。与大多数在早王朝时期王室陵墓和前王朝晚期U墓区的贵族墓中发现的这类标签一样，这枚象牙标签是用于标注墓中某件物品（通常是一件装有进口油的器皿）的质量、数量及出产年份。象牙标签右上角钻有一个小洞，用于把标签和器皿连接起来，标签上还刻有两行象形文字，下面那行字说明这个容器里装有“300个单位的上等油”。
然而，与我们的讨论关联最大的是纳尔迈标签上两行铭文的上面一行，因为它与纳尔迈调色板上表现的打击敌人的场景极其相似，只是在这个标签中，图像被转化为了一句象形文字，句中两次出现了纳尔迈的名字，一次是在右边，框在王名圈里（与调色板上的一样），一次是在铭文的中间，但这次在象形文字nar（鲶鱼符号）上添加了两只手臂，使它能一手挥动权杖而另一手抓住一个留着胡须的异族人。这个异族人的头上长着纸莎草（与调色板上被鹰神荷鲁斯抓住的那个俘虏相似），他的左边刻有一个小小的“碗”形象形文字。标签的左上角是一只秃鹫，盘旋在一个可能代表着王宫的长方形之上，秃鹫前面是一个顶上站着鹰的旗杆。对此比较合理的解释是：“王宫的（胜利）庆典，庆祝荷鲁斯纳尔迈战胜了沼泽地中的利比亚人。”和其他标签一样，它可能标志着国王统治的某个特定年份，因此，它所描绘的场景很可能与纳尔迈调色板上的发生在同一年。此外，在赫拉康波里斯还发现了一个刻有纳尔迈名字的象牙制的小圆柱印章，它可能也制作于纳尔迈统治期间的同一年，因为它上面有鲶鱼正在打击三排异族俘虏的画面，那三排异族俘虏也被认为是tjehenw（通常被译为利比亚人）。标签、圆柱印章和调色板似乎共同证实了米利特的想法，即这些标签和供品的装饰中都含有对某个国王统治期内特定年份的描述。这个标签的发掘者——德国埃及学家古特·德雷尔认为，这些证据能够共同证明纳尔迈打败北方人/利比亚人是真实的历史事件。然而，这个判断似乎过于草率了。与之相反的一种设想是，我们现有的只是有关同一事件的3份记录，但我们仍不清楚究竟是下面哪种情况：（1）历史上一场真实的军事胜利，（2）纯粹是一种与王权相关的仪式，没有现实依据，（3）用仪式再现了过去取得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