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玛尔纳书信
和太尔艾尔达巴壁画一样，阿玛尔纳书信也是一个意外发现，因为它们实质上是埃及考古中“非埃及的”发现。这两个发现有着同样深远的意义，因为阿玛尔纳书信对我们理解青铜时代晚期埃及和近东地区的政治和历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阿玛尔纳书信的故事始于1887年，那时，一位乡村妇女在挖掘用作肥料的古代泥砖（阿拉伯语为sebakh）时，发现了许多美索不达米亚和利凡特的刻有楔形文字的小块泥板。这一发现引发了更多的非法发掘，古董市场上出现了很多这样的泥板。当时这些泥板的重要性并没有马上得到确认，很多泥板都流入了私人手中，但大英博物馆的瓦里斯·巴奇却认为这些泥板是真品，并且大量买入。时任牛津大学亚述学教授的阿奇博尔德·塞斯总结了它们的重要性：“单这一项考古发现就对众多的学术讨论、精妙的理论以及怀疑性的论证产生了巨大冲击。”
1891到1892年间，弗林德斯·皮特里在阿玛尔纳进行后续发掘时又发现了几块泥板，由此确定了大批泥板的发现地点就在埃赫塔吞古城的中心，这些泥板都是在一个被断定为“王家档案库”的建筑的地下发现的，由该建筑的泥砖上的印章及周边建筑物即可断定。在20世纪的前几十年，德国和英国的发掘者又在阿玛尔纳发现了一些泥板，泥板的总数达到了382片，分别收藏在大英博物馆、柏林的博德博物馆、卢浮宫和开罗的埃及国家博物馆。然而，由于大多数的泥板都是通过最初的非法挖掘而不是科学发掘发现的，因此不能确定它们的准确来源。关于这些泥板的确切年代也尚存争议，但它们的时间跨度为15到30年，约始于阿蒙荷太普三世（公元前1391—前1353）执政的第30年，持续至图坦卡蒙统治（公元前1333—前1323）的第1年，大部分是在埃赫纳吞的统治时期（公元前1353—前1335）。尽管泥板上也出现了亚述人、赫梯人和胡里安人的语言，但多数泥板上的铭文都是用一种叫做阿卡德语的方言写成的，这是当时的一种通用语。
档案中的大多数文件是埃及与巴比伦、亚述等西亚强国或与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等附属国之间的外交信函。虽然来自埃及统治者的信函很少，大多数都是由其他统治者寄来的，但这些信函仍然能够生动地描绘出埃及与这些国家的外交关系。对这些信件的一种理解是，它们证明了埃赫纳吞统治时期埃及帝国的瓦解。由于这位所谓的“异端法老”只留下了很少的军事活动的记录，因此人们认为，他由于一心在埃及推行宗教和政治改革而忽视了外交政策。另外一种相反的观点则认为，我们只是碰巧得到了这批埃赫纳吞统治时期的文件，如果类似的新王国早期或晚期的档案也保存下来的话，其中可能同样会有被包围的叙利亚–巴勒斯坦城绝望地向埃及求助的内容。换句话说，我们对埃及对于叙利亚–巴勒斯坦有影响力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埃及人自己对战役和胜利的记载，而阿玛尔纳书信中记载的这种外交事务的混乱状态，实际上是整个新王国时期埃及“帝国”的正常状态，并不是暂时的失常现象。
另一个在阿玛尔纳书信的翻译和解读过程中出现的争论就是阿匹鲁人的身份问题。许多来自叙利亚–巴勒斯坦附属国的泥板中都提到了一群被称为“阿匹鲁”的人，在整个公元前两千纪，他们似乎已经遍布整个近东地区。由于第一次翻译阿玛尔纳书信时这个名字被写成了Hapiru或Habiru，一些《圣经》研究者便立即开始探究这些词是否是最早表示希伯来人的词汇，有的学者甚至还将阿匹鲁的进攻同约书亚侵入迦南的记载联系起来。然而，还没有任何决定性的证据表明，表示种族的专用名称Apiru（阿匹鲁）和Ibri（希伯来）在词源上有什么关联；我们甚至还不清楚阿匹鲁是指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群体还是一个经济阶层（或者三者皆有），还有一位评论家指出这个术语与“社会的抢劫团伙”同义。约翰·劳克林在《考古与圣经》中指出，“毫无疑问，并非所有的阿匹鲁人都是希伯来人，而是否有希伯来人曾经是阿匹鲁人，现在仍在讨论中。”
阿玛尔纳书信不仅使我们对当时的政治形势有所了解，还清楚地展现了当时的贸易关系，以及诸如玻璃、金子和新传入的铁这些特殊商品的价值，同时，阿玛尔纳书信中使用的不同落款也显示出写信人相对于埃及王廷的不同地位。1996年，一场具有创新意义的会议（2000年出版了《阿玛尔纳的外交》，由科恩和韦斯特布鲁克主编）召开，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外交官齐聚一堂，讨论了“阿玛尔纳时代的国际法”、“外交信号”和对阿玛尔纳外交的“社会心理学”分析等主题，并分析了阿玛尔纳时期的外交状况。各领域专家意见的创新性结合使对阿玛尔纳书信的研究步入了埃及学家以前从未思考过的一些新领域。
除了依据新的文本分析之外，人们也开始以更科学的视角对阿玛尔纳泥板进行研究。以色列地质学讲师尤瓦·戈伦博士用岩相分析法来研究形成这些泥板的黏土，其目的是将这些泥土同地中海、近东和北非等地不同遗址的地质状况进行比较，试图由此推断出阿玛尔纳书信的发送地。通过这种方法，戈伦解决了阿拉西亚王国所在地的问题。该王国向埃及以及其他国家供应铜，它可能位于现在的塞浦路斯、希里西亚、叙利亚西北部，甚或是以色列南部。在大英博物馆的8块“阿拉西亚书信”泥板中，有一块看上去同其他泥板的构造大不相同，这意味着这块泥板可能并非一件埃及本地制造的复本，而是由阿拉西亚当地的泥土所制成的信件原件。该泥板由淡粉色的泥灰质黏土制成，夹杂着很多亚绿泥石和辉绿岩的碎片，这表明这种黏土产自一个以火成岩为主的特定地区。戈伦认为，这有助于将可能的选择范围缩小在塞浦路斯的托罗斯山、安纳托利亚的基祖瓦特纳地区以及叙利亚西北部的比亚巴辛地区。而后，他首先排除了基祖瓦特纳，因为该地当时正处于埃及最大的对手——赫梯人的统治之下；其次又排除了叙利亚西北部地区，因为该地区在地质上的差异太大；而另一方面，在塞浦路斯正好有一个地区在各方面都与证据相吻合。从地质角度来看，该地区位于辉绿岩构成的托罗斯山脉与毗邻岛屿的泥灰质部分之间，可能出产由辉绿岩和泥灰质混合而成的粉色黏土，而那个泥板正好是用这种材料制成的。值得注意的是，自青铜时代中期以来，塞浦路斯的这个地区一直是出产铜的地方。塞浦路斯通常被认为是阿拉西亚最有可能的所在地，而戈伦的分析似乎为该理论提供了有力的科学证据。
尽管大多数阿玛尔纳档案由信件组成，但其中也包含32份其他文献，这些文献似乎与国际外交没有直接联系。它们很可能与书吏教育和翻译活动有关，其中一块泥板上有个类似于字典的阿卡德语和埃及语的词汇表、一个字音表的片断和一些书吏的练习题及文学作品。因此，我们不仅有王室间的通信资料，还有一些证据证明受雇书写并翻译这些信件的书吏的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