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学”的出现
我们很难确定欧洲的古物研究被考古学所取代的日期，同样，对于“早期旅行家”的写作和搜集埃及古物何时演变为了类似于现代埃及学研究的行为，我们难以知晓。然而，在很多埃及考古史中，19世纪初的拿破仑远征被视为记录和描述法老埃及遗存的首次系统尝试。这次远征留下的多卷本《埃及记述》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高水准的制图术和精确性，而且在于它包括众多学者作出的连续而一致的评价，这是对古代埃及进行的首次真正而全面的评估。
尽管拿破仑的“专家”抱着科学的目的，但事实上，19世纪时期所有在埃及的发掘都是为了给欧洲和美国博物馆以及私人收藏提供艺术珍品，因为它们通常是探险队的经济来源。19世纪上半叶，欧洲探险队来到了埃及，引人注目的是，他们以极快的速度获得、消化并吸收了新信息，描绘出了法老埃及的概貌。1838年，法国建筑师赫克托·霍鲁发表了埃及“全景”，其中一幅插图展现了埃及的主要纪念物。该画展现了想象中的蜿蜒的尼罗河，亚历山大和地中海岸在最显著的位置，菲莱岛上的伊西斯神庙在远处。这张埃及图景涵盖了埃及最主要的建筑，从吉萨的金字塔到底比斯东西两岸的神庙。它生动地体现了埃及学基本要素的构建速度。早在19世纪30年代，加德纳尔·威尔金森就已经在其著作《礼仪与风俗》中全面而细致地介绍了古埃及。当然，19世纪中期的出版物中不乏错误、误解和漏洞，但是许多方面的基本原则已经确立，接下来的一个半世纪则主要是填补细节而不是开拓新领域。
从19世纪早期乔瓦尼·贝尔佐尼和贝尔纳迪诺·德罗韦蒂进行有组织的抢劫活动到19世纪90年代埃米尔·阿姆利诺和雅克·德摩根进行考古发掘，这一期间埃及考古学家使用的技术几乎没有任何进步。约翰·沃瑟姆在他的英国埃及学史中巧妙地把这一时期概述如下：“尽管埃及学家不再使用炸药发掘遗址，但他们的技术仍然很粗糙。”
19世纪埃及考古危害最大也是倒退最严重的一方面也许是与科学考古相对立的“清除”的概念。该词体现了这样一种谬论，即必须通过清除沙子来暴露出埋藏在下面的重要文物。这一概念阻碍了按照地层学原理进行的发掘，同时也不利于把遗址的所有组成部分——沙子、陶片、泥砖、高耸的石门——视为考古记录中同等重要且必不可少的部分。“清除”一词也会使人产生这样一种感觉，即人们只需要简单地发掘、陈列埃及文物，而不需要去分析、解释和重构。然而，19世纪80年代以后，出现了更为科学的方法，逐渐推动埃及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更为有序的时代。
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田野考古和分析的科学方法在考古学的各个分支中都尚未完善的时候，两位埃及学家——弗林德斯·皮特里和乔治·赖斯纳——以他们创新的方法为整个学科设立了新标准。这可能是埃及考古学在其历史上唯一一次走在了方法论发展的前沿，为欧洲和美国的发掘奠定了模式。虽然社会出身和教育背景不同，但皮特里和赖斯纳的职业生涯非常相似，他们都是先驱人物，而更相似的是，他们都主要依靠一位女性赞助人的资助（皮特里由英国女小说家阿梅莉亚·爱德华兹资助，而赖斯纳则由美国慈善家菲比·阿珀森资助）。
皮特里在埃及和巴勒斯坦的田野考古工作的创新性主要在于他对所发掘的考古遗存的每个细节都非常关注，而他的前人和同辈（甚至某些后人）则主要关注遗址的挖掘及对其重要特征的描述。19世纪的其他“发掘者”倾向于不加选择地大面积清理考古材料，而皮特里却有策略地在每个遗址内选择一些地段进行挖掘，由此逐步构建整个遗址的全貌，并且不会破坏整个遗址。例如在阿玛尔纳，皮特里通过在该城市的各个部分发掘一系列不同类型的结构，在短短一个发掘季内就较好地掌握了这个复杂城址的概况。
赖斯纳约比皮特里晚20年开始田野考古工作，然而他的方法同样具有开创性。在某些方面他与皮特里非常相似，例如对细节的高度关注；但他也认识到不仅需要认真细致地进行勘测和发掘，还需要一丝不苟地记录下来，使未来的研究者可以通过记录再现遗址及其最初被考查的过程。由于大量研究成果尚未发表他就去世了（这是他过于精细的方法的缺点之一），这些研究结果就只好由后世的考古学家来解释和出版。赖斯纳成功的秘诀之一是在考古现场启用真正的多学科专家队伍，而不是日后再把考古材料交给科学家，那时这些材料的背景和现场意义就模糊了。例如，在纳加艾得代尔的前王朝墓地，解剖学家格拉夫顿·埃利奥特·史密斯就跟随着赖斯纳，对N7000号墓出土物进行了细致观察，为当代研究者提供了极其可靠的人类学研究资料库。赖斯纳还把系统使用截面制图的方法引入了埃及考古，时间是朱斯皮·菲奥雷利在庞贝首创这类地层学分析法之后的40年左右。此前，埃及所有的发掘者们（包括皮特里）只是简单地利用平面图的顺序来描述遗址的不同历史阶段。
然而，我们必须承认，皮特里和赖斯纳的成就在于他们突破了常规。历史上的埃及学研究大多极端保守，不管是概念术语还是发掘后的分析方法以及考古资料的解读。即使在20世纪70年代，与世界其他地方在史前和历史考古上取得的进步相比，埃及和近东的考古学家在分析和解读方法上几乎没有大的改变。当刘易斯·宾福德、科林·伦弗鲁和米歇尔·希弗等主流考古学家在扩充考古学的理论基础时，多数埃及学家还在单纯地埋头搜集数据和撰写历史。
在布鲁斯·特里杰的《考古思想史》中，只有少数几处提到了埃及考古：只有约一整页的篇幅介绍了皮特里发明的“顺序定年法”，它是系列法的早期形式。就埃及学对考古思想的贡献来说，这种评价也许是公正的，但在过去150年间，埃及遗址的发掘却源源不断地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考古资料。埃及考古资料的迅速积累使我们对法老时期的物质文明有了新认识，但更重要的是，它为地中海地区年代学框架的构建作出了重要贡献。埃及学对古代历史年表的形成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就使得查明法老时期年表中的错误在近年来变得更为重要，但已经确立的年表是一个由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组成的密集矩阵，很难进行拆分和重组。19世纪中期到二战期间，大部分埃及考古工作都体现出以下两种趋势：首先，早期考古工作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对发掘资料进行严格的艺术–历史的、以实物为主的研究。其次，田野考古工作偏重于研究宗教和墓葬建筑，而不是日常生活中的手工艺品和建筑。这两种倾向严重抑制了埃及考古在观念上的发展，直到20世纪60年代，两大重要事件——对尼罗河流域史前史的研究和对法老时期城镇的发掘——才最终开始对整个学科产生影响。
在分析埃及学研究的变化趋势时（见表1和表2），戴维·奥康纳证明了在1924到1981年间，已出版的田野考古著作中有关聚落的出版物所占的比例几乎翻了一番。到20世纪90年代，形势发生了更为戏剧性的变化，据1989—1990年间埃及学出版物的目录显示，至少有44.4％的田野考古工作是关于聚落遗存的，而对非纪念性的墓地的发掘则相应地急剧减少。因此，当代埃及学家无疑更注意“平衡”和总体把握他们现在研究的考古资料类型。下一章我们会讨论不同类型的考古发现、分析以及对新旧考古证据的解释。
表1已出版的埃及学著作的比例
表2考古报告类型的比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