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营：探索一次战役及其领导权
由于上一年夏季（公元前54年）的干旱，整个高卢出现了粮食短缺，恺撒被迫打破常规做法，当军队进入冬营时他拆散了军队。一支分队驻扎在位于阿登山上的阿图图卡。该分队由新近在意大利北部征募的一个军团以及5个联队（相当于半个军团）外加一些西班牙辅助骑兵组成。他们舒适地呆在以茅草覆顶的木屋里，军需供应充足，并有壕沟和壁垒保护，位置非常有利。当地的部落埃布罗尼人似乎较顺从。部落领袖是阿比奥里克斯和卡图瓦库斯，两人曾在边境会晤过罗马人，还把粮食送到军营里。这样过了约15天，一切看似平静。当地部落发起攻击时，一分队正外出拾柴，其他人解甲留在营地中。外出分队被击败。在营地的军团兵连忙武装自己，并在壁垒上列阵以待，力图击退敌军进攻。西班牙人的骑兵出击并取得对高卢骑兵的优势，当地的部落民撤退了。
埃布罗尼人要求和谈。阿比奥里克斯通过罗马调解人发了誓，保证不再骚扰被困部队。高卢首领声称，进攻罗马军队并非他的意愿，而是为他的族人所迫，他们被鼓动参与一次全高卢的总起义。所有恺撒的营地都成为攻击的对象，一支日耳曼人大军已渡过莱茵河，两天内就会到达阿图图卡。得到这个消息后，军官们举行了会议，两个罗马指挥官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分歧。科塔认为部队应当在原地抵抗。萨宾努斯要求撤退，而且提高了嗓门，以让士兵能了解他的看法。争执到半夜，科塔让步了，于是向全军宣布，他们将在黎明时撤退。士兵们在聊天和整理及精减随身物品中度过了残夜。
天一亮，疲劳的士兵们拖着长队开出营地，进入了茂密的森林中。由于行李过多，行军受阻。走了约两英里后，队列进入了一个陡峭的山谷。当前锋部队试图向上攀登时，当地部落的伏兵突然杀出，阿比奥里克斯原来撒了谎，根本没有高卢人的总起义，也没有日耳曼人来帮助他们。阿比奥里克斯率领自己的部落投入了进攻，而且他根本没打算遵守与罗马人的安全协定。罗马人营地的喧嚣向埃布罗尼人发出警告：他们清晨会开拔。
当军队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时，罗马将军们的反应是不同的。萨宾努斯跑来跑去，无效地指挥联队部署。而科塔则向士兵发表演说以激发他们的斗志，并像一名士兵一样战斗。由于队列过长，无法有效监督，将军们命令他们的士兵组成方阵。这个策略似乎有点孤注一掷，结果反而鼓舞了敌人，削弱了罗马人的士气。在哭喊声中，罗马士兵们纷纷撤出队列，企图从辎重里捞回自己的财物。埃布罗尼人则严格服从命令，一直保持着队列，没有四散去抢掠罗马人的辎重。看到罗马人在面对面的交手中仍给自己的军队以巨大杀伤，阿比奥里克斯命令他的士兵用投射武器从远处进攻。而进攻的罗马联队无法赶上高卢人，高卢人轻便的装备和平时的训练提高了他们的机动性。进攻的罗马军队无盾牌遮挡的右翼遭到投掷武器的杀伤，撤退时又被敌人包围起来砍杀。在大约8小时的时间里，那些密集方阵中的罗马人忍受着投掷武器的攻击。萨宾努斯要求和谈，阿比奥里克斯回应时称，如果萨宾努斯将军愿意和谈，他保证保住其性命，并努力说服他的部落民饶恕其他的罗马人。而科塔此前虽已为投石器击伤面部，但拒绝与武装的敌人和谈。萨宾努斯让身边的军官陪同他前往和谈。阿比奥里克斯命令罗马方面放下武器并一直拖延谈判，直至他们将来和谈的罗马人包围和屠杀。处死萨宾努斯后，蛮族比以往更加起劲地叫喊着，杀回罗马人军中进行最后的肉搏战。科塔战死阵中。
部分罗马人设法杀回了营地。旗手用生命保卫了军团鹰徽，残余部队一直坚守到夜幕降临。由于意识到无生还希望，当夜他们相互结束了性命。全军之中只有少数溜出森林得以逃生。
我们对公元前54年——公元前53年冬阿图图卡灾难有较清楚的了解源于多份古代资料对它的描述，但这些资料无一例外地参考了同一篇文献——尤利乌斯·恺撒的《战记》（《高卢战记》，5.24—37）。恺撒试图使罗马读者相信他行动的正确和伟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相关文章具有宣传目的。我们无法弄清，在阿图图卡有多少由罗马公民和辅助兵组成的军团士兵阵亡。当时一个军团大约5,000人。驻扎于阿图图卡的部队的主体是最近征召的，因此可能还没有常出现的人员不足的问题。无论怎么估计，数千罗马公民在恺撒为最高统帅时被屠杀了。恺撒必须为此作出解释，他为自己洗脱罪名的方式非常有趣。
首先，他力图表明他对阿图图卡事件有准确的了解，声称从交战双方获知了该事件的具体情况。得以逃出的少数罗马人到了罗马另一个副将拉宾努斯的营地。拉宾努斯给他送去了一封信说明情况。后来，当他俘虏了一些埃布罗尼人后了解到了更多的细节，而后他又亲自到了阿图图卡。其次，恺撒试图证明他采取了所有可能的防范措施。虽然解决军需供应需要分兵，可是他确保所有冬营相距都不远，在获知所有营地都已设防并得到供应前，他一直在高卢。接下来，恺撒把所有责任都推到萨宾努斯头上（下文我们会谈到恺撒如何描述士兵的行动）。恺撒认为萨宾努斯的行为可以用愚蠢来形容。如果相信高卢人一次就算愚蠢的话，那在对方违背了誓言后还第二次相信他，简直就是蠢上加蠢。在军官会议上，萨宾努斯提高嗓门以让士兵听见他的言论的做法，显示了他煽动家的特点。在遭到伏击后，他惊慌失措，更表明他是一个口是心非的懦夫。在要求科塔陪同他与阿比奥里克斯谈判时，他隐瞒了敌人已赦免了他而其他人还生死未卜的事实。在后面的叙述中（5.52），恺撒告诫他的军队，不必因为这场灾难而丧气，因为那完全是萨宾努斯的鲁莽或背叛造成的。当恺撒继续长篇叙述昆图斯·西塞罗（那位著名演说家的兄弟）在几乎同样情况下的优异表现时，萨宾努斯的所作所为愈发显得可憎了（5.39—52）：当营地受到攻击时，克文图斯拒绝了高卢人和谈的建议，进行了坚决的防御，最终得到恺撒的拯救。
除树轮提供的关于公元前54年旱灾的情况外，考古研究未能提供这场灾难的任何直接证据。人们通常认为比利时的同格雷斯就是阿图图卡，但恺撒提供的稀少且不准确的地形资料，让我们无法作出肯定判断。强调冬营天然有利的位置符合恺撒的利益，阿登山区布满林木森森的峡谷。公元9年，更大规模的类似灾难在此地降临到瓦鲁斯领导的罗马军队身上。地点在今德国的条顿堡森林，即现今的卡尔克里泽城外。该遗址最近出土了大量资料。在发现的众多罗马人的装备中，有一件特别能说明问题：一头驮运辎重的骡子的骨骼。骡子脖子上的大青铜铃铛被塞上了草，以防其发出声音，不致泄露军队的行踪。如果我们考虑到考古学家所说的遗址的形成（就本个案而言，指的是从战争发生到遗址被发现或发掘时所发生的情况），从考古学获得的关于两个战场后来的不同命运的记录变得清晰起来。虽然后来罗马军队到过瓦鲁斯战败的地区，掩埋了一些尸骨，但战场仍处在帝国之外，属自由日耳曼部族的领土。日耳曼人似乎将罗马人的尸骨和他们的部分装备留在战场上，作为献纳给诸神的礼物。对日耳曼人来说，遗址成了圣地，是对他们胜利的永久纪念。后来阿图图卡战场的情况发生了巨变，罗马人数周后再度占领了那里，几百年时间里它一直处在罗马的高卢——贝尔吉卡行省管辖下。除表示虔敬外罗马人还有其他的理由把死者埋葬并清扫战常
阿图图卡事件使我们牢记军需对古代战略和策略的重要性。对粮草的需要迫使恺撒分兵，过长的给养车队是导致萨宾努斯失败的一个因素。两次打败高卢人对阿图图卡营地的进攻以及昆图斯·西塞罗遭到大批蛮族连日进攻却仍成功守住营地的事实，都说明自公元前4世纪以来，希腊人和罗马人在围城战方面有超越当时其他文化的优势。几个世纪的战争中，有一个不变的重要事实是要塞中粮草充足的正规军抵御数量占尽优势的非正规军的能力。阿图图卡之战显示了古代战争中地形的潜在作用。在陡峭而且林木茂密的山坡上，重型装备的罗马人不可能赶上装备较轻习惯于山地作战的高卢人。在峡谷底部小片平地上，罗马人只能密集布阵，过于密集的阵形使他们无法有效战斗，而且还容易被投掷武器击中。虽然装备重要，但在恺撒的叙述中是士气决定了成败。他指出疲劳是削弱斗志的一个重要因素。他还讲到，在勇气（virtus）方面，高卢人可与罗马人匹敌，萨宾努斯及随同军官的死亡对双方的士气来说是转折点。这证明，古代陆战具有“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特点。
最后那批罗马人选择集体自杀而非投降表明他们对手的野蛮性。这是两种文化间的冲突，一种按照“西方式战争”模式作战，另一种则不是。恺撒对这场战斗中高卢人的描述有很多细节符合通常对蛮族的看法。他们谎话连篇、言而无信，毫无信仰可言。在战斗中，他们吵吵闹闹，更愿意伏击和远距离作战，而不愿进行公开的面对面厮杀。可是，恺撒同时也在逗弄读者。虽然他强调了罗马人集体的勇敢表现，而且也简略提及了个别人的英雄行为，但他同时讲到罗马士兵的行为偶尔也像蛮族。军团士兵缺乏纪律性，首先表现为他们彻夜闲谈，不仅使自己疲惫不堪，而且让敌人警觉；而后，他们又哭喊着逃离战斗岗位去抢救个人的财物。相反，蛮族有时表现得与罗马人无二致。他们每天训练，服从命令，始终保持着队形而不是分头抢劫罗马人的辎重。恺撒有意在一定程度上违背古典文化的期望，为的是使下述信息变得更易被接受：作为罗马军团主力的新兵尚不能按罗马式纪律要求自己。可是，归根到底，他谴责的不是士兵，而是他们的将领萨宾努斯。
恺撒有关阿图图卡战役叙述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他对两个罗马将军行为的评价。对于他不赞同的萨宾努斯，他是这样描述的“跑前跑后地部署各联队，但即使做这件事时，他也紧张不安，而且似乎已经黔驴技穷，就像战斗开始后才不得不做决定的那些人一样。”对他认为采取了正确行动的科塔，恺撒则说“他尽一切可能拯救军队，把士兵们召集起来，像总指挥（即恺撒本人）那样鼓励他们，并像士兵一样在队列中战斗”（5.33，H·J. 爱德华兹英译）。现代读者也许会认为，如果一支队形散乱的军队遭到伏击时，恢复战术秩序的重要性至少等同于激励性言语和增援前线，但恺撒并不是这样认为。这使我们注意到一个事实，与前面讲到的一致性不同，统帅的指挥方式不尽相同。战斗之中将军们所做的，或者说人们期待他们做的，是他们所属文化的产物。
在荷马的《伊利亚特》中，领袖们是英雄。战斗之前和战斗之中，他们都能做出战略决策。涅斯托尔就排兵布阵的问题给其他希腊领袖们献计献策（2.362—368），并组织好自己的人马严阵以待（4.293—309）。而赫克托尔在战斗过程中把特洛伊人分成5支队伍攻击敌人的营地（12.81—87）。可是，在一首长诗中，这样的段落并不多见。在人们的思想中，英雄们总是由一个随从陪伴出没于战场，有时视情况也会远离战常他们身先士卒，设法用言语鼓励自己的战士并打击敌人的士气，同时在个人的决斗中寻求荣誉。他们是战斗前沿的指挥官，虽然不是时刻在战斗。
重装步兵方阵出现所带来的变化比我们预期的要少。战斗开始之前，重装步兵的将领是忙碌的。他要组织战斗队列；参加献祭动物的仪式，以猜测诸神的态度和（或者）争取诸神的支持。我们不应因为这种做法的另类，或是因为有时“结果”被操纵，而认为它是装模作样的把戏而不屑一顾。我们也不能因为我们的文献中的战前演说是作家而非将军创作的，或者因为在一支庞大的军队中将军要让士兵听清自己的演说所存在的实际困难，而否认将军发表战前演说是客观事实。命令方阵前进的信号是将军发出的。将军是在《荷马史诗》的熏陶下长大的，因此通过身先士卒方能激励将士的想法以及力图证明自己为最优秀者（aristos）的愿望促使他战斗于方阵前排。人们一般相信，将军在前排作战、缺少清晰的指挥框架以及军队缺乏训练共同导致了除斯巴达军队外的所有军队在重装步兵方阵建立初期（公元前725—前431年）几乎无法进行任何战术调度。最初的方阵作战是两个方阵相向推进。从荷马式战斗向重装步兵战斗的转变也可以被认为是从“原始的”战斗向“文明的”战斗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将军角色的象征作用却令人惊异地一如从前，虽然实践中他的作用有所下降，因为一旦短兵相接重组军队就变得很难了。
约从公元前431—前404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起到公元前4世纪，希腊战场上的形势日益复杂。重装步兵仍然是希腊城邦军队的主力，但骑兵和轻装兵的作用比过去更大，战术也更加成熟。例如，在公元前362年的曼提尼亚战役中，底比斯人通过骑兵和轻装兵的联合进攻开始了战斗，然后以他们方阵的一翼攻击对方，同时“拒绝”另一翼与敌军接触。公元前4世纪的文献中，出现了探讨军事指挥理论的著作，例如色诺芬的《论骑兵指挥官》和《居鲁士的教育》等，这些著作的思想似乎弱化了将军亲自参战的作用。雅典将军伊菲克拉特斯说，他既不是个骑兵、重装兵、弓手，也不是轻装兵（轻装步兵），而是一个知道如何统帅所有这些士兵的人（普卢塔克：《国王和指挥官名言录》，187B）。可是，将军很少对排列好的阵形再进行调度，因为这样容易导致混乱和灾难。公元前371年的留克特拉之战中，斯巴达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们在双方接战时为增加方阵阵列而改变队形造成的。人们的期望仍然是：将军在前排作战，许多将军似乎也是这样做的。在留克特拉，伟大的底比斯将军伊巴密农达在“推进”阶段（othismos）似乎就在前排，他大喊：“再前进一步，我们就会胜利了（波里艾努斯，2.3.3）。”即使在这个时期，重装步兵的将军们似乎仍是经常战斗在前沿的指挥官，而且他们一旦参战，可能就是全程参与。
马其顿的国王们继承了希腊人关于“将军才能”的观念。据说亚历山大枕头下就放了一本《伊利亚特》，腓力二世曾在战斗中沦为底比斯埃帕米农达的人质。马其顿国王们还继承了马其顿人关于战士的观念。马其顿文化观念宣扬：马其顿人只有在战斗中杀死一个敌人后才能扎上成人腰带。在这两种观念的共同影响下，国王们出现在战斗前沿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也为此付出了代价。腓力二世多次受伤，其中一次失掉了一只眼睛，亚历山大被刺破了肺。尽管他们也在前排领导战斗，但他们似乎比早些时候的希腊指挥官们更善于在战斗中改变部署。公元前338年的喀罗尼亚战役中，腓力二世虽然在前排（波里艾努斯，4.2.2），但在方阵已和敌人短兵相接时仍能设法让他的步兵后撤（狄奥多罗斯，16.86.4）。这样的调度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以下三个因素：第一，马其顿军队确实拥有有效的指挥链。第二，他的士兵训练有素，能够很好地执行新发布的命令。第三，国王们肯定有可以脱离战斗的间隙。他们要么可能从队列中临时撤出，要么如上文分析的，战斗有时会回到交战双方暂时分开的“初始状态”。
公元前3世纪，针对希腊而言是我们所说的希腊化时代的开始，对罗马而言是共和国中期的开始阶段。由于需进一步探讨的原因，这个时期指挥理论和实践都发生了变化。人们希望将军不要像以往那样在前排作战，也少有将军继续在前排作战；相反，他们开始像人们常描述的“战役经理人”那样，常骑着马在阵线的后方巡回指挥，观察着战事的发展，鼓励他们的士兵，发布战术命令。只有在万不得已时，他们才亲自披挂上阵，失势后他们往往会自杀。从拜占庭的斐洛向一个正围攻城市的将军提出的建议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观念上的变化。
使自己身处投掷武器的射程以外，或者在不暴露自己的条件下移动指挥，规劝士兵们，给那些表现英勇的人以荣誉和赞美，谴责和制裁懦夫。这样你的士兵就会不畏危险，奋勇作战。
（5.4.68—69）
这种指挥风格经罗马共和国后期一直延续到帝国时代。公元1世纪欧拉桑德就这种风格形成的依据作了很好的表述：“由于将军的知识远比他的体力重要得多，所以他通过战斗给部队带来的帮助远不及他被杀后对军队的伤害大（33.1）。”现代学者称赞尤利乌斯·恺撒为“战役经理人”的典范。
用现代“战役管理”的观点评价该时期的统帅才能也许稍微有点时代错位。对于古典时代将军们在战场上的作用，我们可以通过三个层面进行分析。“身体力行”：亲自参战；“指挥战斗”：发布战术命令；“象征”：鼓舞士气。鼓舞士气的做法在荒无人烟的地区镇定自若地骑行于部队中；让人牵走马匹，摘下头盔，扛起军旗，命令将士拿起武器，迫使士兵归队，甚至杀死那些企图逃跑的人，与神沟通，以及发表正式或即席的演说。
我们已经看到，将军“身体力行”的情况很少，常常是最后的选择，而且有时他们更愿意选择自杀。“战斗指挥”当然具有无可否认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合成各兵种的战斗中。将军们应尽可能在他们选择的时间和地点进行战斗，战场的地势具有重大意义。当发现高卢军队列阵于小山上，小山四周几乎全为广阔的沼泽地包围时，恺撒遏制住了士兵的急躁情绪，拒绝开战（《高卢战记》，7.18—19）。将军指挥才能的关键方面是排兵布阵以及发布命令，执行预定战略计划。法萨卢斯战役发生的那天早晨，在发现敌人的意图后，恺撒改变了他自己的战斗队形，以及对队列中的不同部分发布了不同的进攻指令（《内战记》3.89）。战斗过程中还可以进行成功的即兴战术调度。在围攻阿列西亚时，恺撒发现一个有利地点，并从那里派出由拉宾努斯指挥的一支增援部队到一地参战，然后他转移到另外一个地区，又相继派出两支部队赶往其他地区参战；再以后他亲自率领第三集团作战。危机过去后，他留下部分士兵同他在一起，让其余部队取另一条路线去了拉宾努斯前往的地区（《高卢战记》，7.85—88）。临时的战术调动并不总出自统帅。统帅对战斗的认识只能依靠他耳闻目睹的信息。有些时候，其他人会负责指挥即兴的战术调动。在与赫尔维蒂人交战中，当罗马军队的侧翼被包抄时，第三排的士兵转向面对这场威胁。值得注意的是，恺撒虽对他在战争中的参与程度从不轻描淡写，却没有说是他发布了这道战术调动的命令（《高卢战记》，1.25）。我们也不要想当然地认为，所有战斗都包含即兴的战术调动命令。有时候，恺撒会从他宣称亲自指挥的大部分战斗中“消失”（例如《内战记》，3.67—71）。当时人们已经意识到，过多的命令只会让军队陷入混乱，恺撒的命令就曾在泽拉战役中造成了混乱（《亚历山大里亚战记》，75）。在有些战斗中，当士兵忽视统帅的命令，自己掌握局面的时候，统帅作为“战斗经理”的作用会完全失去，如恺撒在非洲的塔普苏斯战役中意识到的（《阿非利加战记》，80—86）。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无论是好还是坏，统帅的“象征”作用都不应忽视。如果我们再看上文引述的拜占庭的斐洛的那段话就会发现，他强调将军需要通过在军中巡视和发表演说来提高士气。恺撒描述他在法萨卢斯战役后期的活动时，提到了他发布了一系列战术命令，并两次发表演说就士兵们已取得的战绩给予鼓励（《内战记》，3.95—97）。在萨布雷战役中，当形势变得非常非常严峻时，
恺撒从后排一个士兵的手里抢过盾牌（他自己没有带盾牌），站到前排，喊着百人队队长的名字同他们讲话，鼓励士兵们，命令旗手前进，命令队列散开以便他们可以更自如地使用手中的剑。他的到来给士兵们带来了希望，提高了他们的士气，每个人，即使在如此危急的形势中，都希望在他们的统帅面前竭尽全力地拼杀。于是敌人的前进暂时被遏制。
（《高卢战记》，2.25）
未来的研究也许会表明，着重探讨古代将军们在战斗指挥方面的作用的同时不应把他们的“象征”作用边缘化。古典时代的统帅们在“战役管理”中，鼓舞士气与灵活运用战术至少是同等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