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战
让我们先看一艘希腊人的战舰奥林匹亚斯号（见图10）。这是现代人重建的雅典三列桨战舰。奥林匹亚斯号是实验考古学的一大胜利，广泛吸收了众多不同领域的成果，包括近年来水下考古学的成果。可是，这条船永远不可能告诉我们三列桨战舰的真实潜力。现代的海员们有不同于古代海员的身体特征，缺少古代海员与生俱来的技巧和水性。没有人会建议使用奥林匹亚斯号做沉船测试，考察三列桨战舰的海员如何溺水而亡并非复原战舰的目的。
如在该照片中所见，三列桨战舰使用风帆，但并不是主要靠风帆获得动力。战役之前，战舰通常留在海岸上。三列桨战舰是一种有撞角的船只，170名桨手三人一列划桨。三列桨战舰的作战方法有两种。“轻巧派”注重灵活的操作，努力用撞角将对方的船只撞破，水淹敌人，或者干脆撞开对方船一侧的船桨，让船只无法移动。“轻巧派”的特殊战术是翼侧包抄（periplous）和突破（diekplous）。“重型派”有时会加固三列桨战舰的船头，试图以撞对撞，但更多的是强行登上敌船搏斗。如果遭遇超级舰队的威胁，舰队会采用被称为kyklos的战术，即各船船头向外组成一个封闭的圆。
文献中提到的最早的三列桨战舰属于公元前6世纪中期。从那时起到公元前4世纪后期，三列桨战舰是地中海上的标准战船。此后，重型战舰占据了主导地位，强行登上敌船作战取代了翼侧包抄，迂回作战。重型战舰的名称有多种，如四列桨、五列桨战舰等等。桨手很可能是三排一组，但每支桨不止一个桨手，或者部分桨有一个以上的桨手。布匿战争期间的罗马人和迦太基人建造了五列桨战船，公元前最后一个世纪的罗马内战中，罗马舰队倾向于采用比五列桨战船更大的船只。元首制时代，由于没有任何切实的海上威胁，罗马舰队大多由小船组成，其中包括三列桨战舰。我们最后一次听说三列桨战舰作战是公元323年的内战期间（索西穆斯，2.22.2；2.23.3—4）。到公元5世纪，我们得知，建造三列桨战舰的技术已经被遗忘（索西穆斯，5.20.3—4）。公元6世纪，当拜占庭帝国再度建立大规模海军时，其标准战舰dromon，设计上与古典时代的战船不同。
古代战舰在战略计划实施方面的局限性部分源于它们相对较弱的适航性，部分因为船上缺少存储空间。虽然古代战舰能够携带数日的给养，但正常情况下，它们中午会靠岸停下来取水和让船员就餐，夜间还要停靠岸边让船员上岸睡觉。与18—19世纪的帆船不同的是，古代战船不能长期脱离陆地航行，因此无法对远离海岸的地区实施封锁。
海战，如同围城战一样，需要大量的资源，而且还要利用古代世界最先进的技术，因此开销非常大。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对西西里的灾难性远征（前415—前413）损失了两支大舰队。首次战败后，雅典人倾其财力重建了一支舰队。但当这支舰队在羊河之战（公元前405年）中被毁后，雅典再也无力重建任何舰队，战争随之结束。他们的斯巴达对手情况不同。斯巴达人佯称放弃解放小亚细亚希腊人的努力，作为回报波斯人开始给他们财政援助（公元前412/411年），因此斯巴达人能够承受多次海上大败，例如库济库斯（公元前410年）和阿吉纽西（公元前406年）战役的失败，并且在战败后能够重整旗鼓继续作战，因为他们有财力替换失去的船只和人员。
舰队的高昂费用，通过考察雅典有关三列桨战舰的制度可见一斑。用以支付战舰维护费用的是某种形式的财产税。理论上，国家提供三列桨战舰的船体、船帆、船员的工资和给养，然后指定一个富有的雅典人担任舰长并支付维修费用。实际上雅典补发的薪水和给养在公元前5世纪只有一半，到公元前4世纪一点都没有了。此外，作为舰长，为了他们的荣誉以及身体和财政上的安全（因为他们既要在船上服役，还要为它的损失负责），常自掏腰包购买船帆、雇佣熟练的水手。随着雅典财政状况的恶化，要找到足够的人充任舰长愈加困难。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指定两人（syntrierarchs）共同担任舰长，公元前350年，雅典将前1,200名富豪组成20个小组（symmoriai）共同担负三列桨战舰的费用。
保存在德摩斯提尼作品（《演说集》，50）中的一篇公元前4世纪的演说，详尽说明了作为三列桨战舰舰长的财政支出，尽管该作品并非德摩斯提尼创作。这篇演说是为一个名为阿波罗多罗斯的雅典银行家写的（也可能是该银行家本人所写）。作为雅典公民中的新贵，阿波罗多罗斯渴望出名，于是给其战舰配以豪华装备，可是他的爱国情感被不当地利用了。作为装备最好的战舰之一，阿波罗多罗斯的三列桨战舰被指挥官派出执行额外任务，其中包括返回雅典港口比雷埃夫斯一趟。但在那里，阿波罗多罗斯的水手要求得到更高的薪水才登船。在演说中，阿波罗多罗斯为额外的花费起诉他的继任，他的断任耽搁了5个多月还没有接手这条船。尽管演说似乎有理有据，我们也不能把它当作一篇无偏见的报道来阅读，但应记住，这是一篇以说服陪审团为目的的法庭演说。
古代海战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士气并不是体现在单个水手身上，而是通过整条船表现出来。我们可以引用修昔底德对公元前430年斯巴达人在诺帕克都战败经历的叙述来进行说明。
水手们喊叫着，退避着，相互咒骂着，混乱中根本听不到指挥官或者舵手的命令，由于他们平日训练不够，无法在有风浪的水域中划桨，导致他们的船只失控。就在此时……雅典人杀入并用船头展开撞击。混乱之中，没有一条斯巴达船只参与战斗，而是集体溃逃。
（修昔底德，2.84，略有删节）
尽管缺乏训练，而且身体疲劳，逃跑的斯巴达舰队上的水手们并未因恐慌而放弃战斗，他们仍然作为一个团队奋战。但舰长的行为致使士气丧失殆荆我们可以通过比较史学对其原因加以研究。N. A. M. 罗杰在一本对18世纪英国海军精彩的研究论著中发现，虽然个别水手在战斗中可能试图离开他们的岗位，并躲藏在那些不会马上受到伤害的地方，但大多数人因为对整个战斗进程了解有限，仍然忙碌着，以致忘记了恐惧。对船只的指挥员来说，情况正相反。他们对战况有清楚的了解，在大家能看到的位置上指挥，而且由于不需付出持续的体力劳动，他们有足够的时间考虑他们面临的风险并作出放弃战斗的决定。我们可以想象，对古代战船的指挥官和水手来说，情况也相似。对他们而言，甚至没有可藏身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