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和后勤：总体考虑
对一个现代国家来说，进行一场战争，无论胜负，花费都是非常高昂的。古典世界的战争也需要巨大开支，尤其是围城战和海战。为支付对日耳曼人的战争费用，皇帝马克西姆斯所征的苛捐杂税，导致了最终让他丧命的叛乱（希罗狄安，7.3.1—4.6）。可是，战争也可能带来巨大利润，那完全取决于你和谁作战，获得怎样的成功。近来的研究表明，古罗马圆形剧场的铭文写到，它的建造资金来自战利品。这一巨大工程的费用部分来自皇帝韦斯巴芗及其儿子提图斯镇压一个十分小的行省朱迪亚的起义时掠夺的财富。
现代战争所需要的一项开支——支付军人的薪水——在古代世界并不总是必需的。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在古典城邦中，公民权和服兵役是结合在一起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城邦因此勿需为它们的公民士兵支付军饷。在古希腊，雅典是唯一一个我们有大量证据表明支付军饷的城邦。薪水制似乎从公元前5世纪开始引入雅典，那时雅典吞并了一个帝国；军饷最初好像是以一种生活费的形式出现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军饷的范围扩大到包括对兵役的酬劳，而其他希腊城邦也开始向士兵支付军饷。罗马人在围攻维伊期间引入薪金制，那场战争结束于公元前396年。皇帝奥古斯都建立了一个特别国库，并开征两种新税，以支付元首制度下职业军人的薪资。军人的基本薪资是否可以成为致富的途径，这一点值得怀疑。元首制时期，如果一个士兵能够活到可以领取他的退役金时，他的余生会过得衣食无忧。否则，在整个古典世界，士兵只有通过获取战利品才能显著改善其经济状况。
甚至某些雇佣兵也无需支付军饷。有些雇佣兵，例如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的色雷斯部落民，服役不取报酬，寄希望于获得战利品。可是绝大多数雇佣兵需要支付军饷。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大多数希腊雇佣兵来自希腊最贫穷的地区，例如阿卡狄亚等地，他们要么为非希腊雇主，例如吕底亚国王或者埃及法老服役，要么为希腊僭主当兵。伯罗奔尼撒战争后，雇佣兵好像来自希腊世界各地区，而且他们不仅受雇于非希腊人，还服役于任何政体的希腊城邦，前者如波斯的图谋篡位者居鲁士，为其服务的万名希腊雇佣兵因为色诺芬在《远征记》中的记述而不朽。亚历山大死后，其继承者发动的战争标志着希腊世界雇佣兵发展的高峰。
我们很少听说有罗马人作为雇佣兵在国外服役（例如，约公元前217—前209年间，一个名叫卢修斯的人撰写了一篇碑铭，以纪念他在埃及的服役，见《希腊铭文集成》第3卷第4册第18号）。可是，绝大多数为外国统治者服役的罗马人，如在本都的米特拉达梯的军队中的罗马士兵，都不把他们自己视为雇佣兵，他们或者是自愿的，或者是迫于形势的政治流亡者，为恢复自身地位而战。共和国时代，作为罗马主要军事力量的重装军团兵，常常需要骑兵和轻装兵补充，其中有些士兵是雇佣兵，例如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的克里特弓箭手。但是，尽管两者间的界限模糊，多数士兵来自同盟者分遣队。元首制时代职业辅助兵的出现使雇佣兵不再是必需，尽管支援部队仍可能来自同盟者，而且同盟者可能会从罗马获得补助。帝国后期，恢复了对雇佣兵的使用。公元5世纪，一些显赫人物开始使用蛮族雇佣兵作为私人军队。鲁菲努斯是皇帝阿卡狄乌斯的近卫军长官，他曾指挥了一支由匈奴人组成的个人卫队。这类军队后被称为Bucellarii（“食用饼干的军队”）。公元6世纪，他们常是罗马帝国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到公元7世纪早期，Bucellarii成为了正规骑兵队的称号。
水、粮食、柴木、草料和其他物资等后勤供应，对古代军队至关重要，却易被忽视。古代文献不常有军需问题的论述，只有当处境极其恶劣时才略有提及，如亚历山大大帝在穿越格德罗西亚沙漠时遇到的情况（阿里安，6.22—26）。因缺少资料，重建古代的军需供应变得特别困难。尽管如此，汇集起来的资料足以写成书本厚的研究报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关于罗马军需供应总体情况的两部著作和一部关于亚历山大征服波斯的著作。这些作品需要从后来的、资料更多的时期搜罗相关军需资料，然后回推解释散落的古代文献，但这样做需要非常谨慎。例如，对现代士兵需求的估计不能照搬到古代的士兵身上，因为古代士兵年龄更大，个头更小，也更习惯于艰苦生活。此外，现代学者对下述事物的估计，例如对不同驮畜驮载重量的估计，差别很大，所以，这些现代研究的结论都极具临时性。
古代军队很少在冬季作战。冬季进行战争需要特别的理由。例如，公元前324—前323年亚历山大对扎格罗斯山区科萨人进行战争的动机，就被认为是这位君主希望通过军事行动来缓解其朋友赫菲斯提昂死去带来的悲伤（普卢塔克：《亚历山大传》，72.3）。而绝大多数现代学者更青睐另一种解释：作战的意图是为了在天气条件不允许该部落向山上逃跑时截获他们（阿里安，7.15）。不愿冬季作战与其说是为了让军队避开恶劣的天气，不如说是因为缺乏粮草和运输给养困难。古代运输大批货物时倾向于水运，因为陆地运输缓慢且低效，而海运在冬天极其危险。
军队人数越多，集结的时间越长（尤其是在一个地区集结），作战离开本土越远，供应的问题就越大。
古代近东的军队显然具有良好的军需供应能力。虽然希罗多德提供的数字肯定有极大的水分（7.186），但公元前480年入侵希腊的波斯军队即使不是数十万，也至少是数万。同样，到公元前4世纪中期，迦太基能够为它在海外作战的数万军队提供给养。对古典时代的希腊人军队来说，由于军队规模相对较小，作战地区离本土不远，而且驻留的时间也不长，军需一般不大可能成为大问题。通常情况下，权力机关发布集结日期并要求士兵自己准备若干天的给养。亚历山大军需供应上遇到的困难，则可能因为他惯常的快速行军以及攫取波斯国库后的无限财富而得到了缓解。亚历山大的继承者们以及希腊化时代的各个王国不得不进行周密的军需安排，因为他们的军队数量庞大，常包括大量骑兵，而且可能一次在战场上停留数年。公元前306年，安提柯一世带领一支接近9万人的军队携攻城器械设法穿过了西奈沙漠（西西里的狄奥多，20.73.3—74.5）。
当罗马人首次在海外作战——即第一次布匿战争中在西西里时，他们被迫开始寻求一套高效的军需供应方法，其基础是把搜寻粮秣、征集物资和建立供应线等手段混合使用。虽然我们难以确定其通常的做法，但罗马人在军需供应方面确实具有非凡的能力。第三次马其顿战争期间（公元前172年——前167年），他们维持着一条长约100英里、穿过巴尔干山区的供应线；公元73—74年，在无水的沙漠要塞马萨达，他们设法为一支攻城大军提供了即使不是数月、起码也是数周的供应。在击败希腊化君主国后，罗马人的军需供应能力比他们的任何敌人都要强。这一优势得到了古人的注意。卡西乌斯·狄奥称，帕提亚人的战争努力由于他们“没有重视粮食供应或者军薪问题”而受阻（40.15.6）。
希腊人和罗马人倾向于认为，拥有庞大的辎重队是蛮族军队的典型特征。昆图斯·库尔提乌斯·鲁弗斯对跟随波斯国王大流士三世去和亚历山大作战的庞大随从队伍——其中包括360名妻妾的车队——作了精彩的描绘（3.3.8—25）。古人意识到了庞大辎重产生的问题：它们导致军队行进缓慢；如果辎重和军队混编，造成的混乱会削弱军队的战斗力。对于德意志条顿堡森林中的惨败——公元9年，瓦鲁斯三个军团在那里被全歼，人们认为辎重应对失败负部分责任（卡西乌斯·狄奥，56.20.5）。有些包括亚历山大在内的著名将军，把他们认为不必需的辎重或者销毁，或者运走，这样做的目的之一是为了恢复纪律。公元前134年，西庇阿·埃米利亚努斯在西班牙“驱逐了所有的商人、妓女，以及预言家和神职人员，士兵们经常求教于后两类人”（阿比安：《西班牙战争》，85）。有些古代的资料之所以记录随军人员或者马车的数量，是因为其数量异乎寻常地庞大。在公元前171年的一次劫掠中，安提柯王朝的国王帕修斯从敌人那里掳获了1000辆马车（李维，42.65.1—3）。公元前105年的奥兰治之战中，据说罗马人损失了8万士兵，4万仆人和随军人员（李维：《摘要》，67）。但是，可以认为现代学者低估了他们所研究的军队中辎重车队的规模。例如，那部关于马其顿军需的重要著作将显然是指一次训练的不可靠的营地仆人人数当作了符合作战常规的真实数据（弗龙蒂努斯：《智谋》，4.1.6）。
通常只有在行军速度非常之快的情况下，古代作家才会对这一点作记录。公元前329年，亚历山大率领一支特别挑选的“飞虎队”，3天时间行军185英里（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4.6.4）。有时他们之所以记录相关数据，则是因为行军速度非常慢。公元前189年，一支在小亚细亚作战的罗马军队为战利品所拖累，以致一天行军不足6英里（李维，38.15.15）。行军中存在非常多的变数，例如大小道路的状况、天气、军队的构成、辎重车队的类型和规模、扎营消耗的时间、敌人的远近，以及急行军的需要，所有这些都让我们难以算出平均速度。考古学可帮助我们了解某些战争。虽然给罗马行军营地定年众所周知非常困难，但还是测定出了苏格兰东北部两组营地的年代，它们分别属于阿格里科拉战争时代（即公元1世纪后期）和塞普蒂穆斯·塞维鲁时代（即3世纪早期）。两个营地之间的距离表明行军速度缓慢，一天不到15英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