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统治下的基督徒
战争对基督徒而言一直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主战的《圣经·旧约》如何能与主张和平的《新约》相调和？如前所述，德尔图良和奥里金等早期基督徒倾向于和平主义，他们对《旧约》中上帝及其选民无休止的“争战”进行了寓言式的诠释。由于不希望与异教徒的政权相敌对，他们宣称，虽然他们不会为世俗而战，但会为帝国的稳固祈祷，这样他们就成为一支宗教军队。异教徒自然对这种说法不以为然。基督徒只向他们唯一的神而非所有神祈祷，正是这样的祈祷对作为帝国基础的神圣和平（Pax Deorum）构成了威胁。随着君士坦丁大帝（307—337年在位）皈依基督教，一切都发生了改变。对一种帝国宗教来说，和平主义不是现实的选择。虽然我们并不能确定圣奥古斯丁（395—430年的希波主教）的观点对他同时代的人影响到底有多大，但在古典晚期和中世纪西方战争思想的发展过程中，他是最有影响力的作家。由于不懂希腊语，奥古斯丁没有直接征引信奉异教的希腊哲学家的作品，例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但他广泛阅读过拉丁语文献，并参考了西塞罗的作品。尽管就我们所知，奥古斯丁从不曾广泛、系统地讨论过战争问题，但通过散见于他多部作品的一些段落，可以看出他试图证明基督徒参与战争是可以接受的。从西塞罗的论著和罗马的传统中，他接受了正义战争必须是一方对另一方的错误的回击（《旧约全书前七卷的若干问题》，6.10），通过考察《旧约》的历史，他提出了下述证据：错误不一定是指暴力袭击（同上，4.44）。无论是对基督徒还是对异教徒而言，正义战争并不局限于自卫一种。
奥古斯丁的思想中，有两部分具有明显的基督教思想特征。首先是诉求权力当局。虽然认为个人杀戮不可接受，哪怕是自卫，但对一个士兵来说，取人性命是他的合法使命（《书信集》，47.5）：
如果一个义人正好是一个邪恶的君主的属下，那他可以根据君主的命令参与战斗，保卫公共和平。他得到的命令可能不违反上帝的律法，也可能违反与否尚无定论（这种情况可能是：罪恶的命令只与有罪的君主有关，而士兵的服从角色让他清白），既然如此，那根据上帝的旨意参战的士兵，该是更加清白，犹如所有为上帝服务的人都知道，上帝不可能发出任何罪恶的命令。
（《反福斯图斯》，22.75 L. J. 斯威夫特英译）
在这里，部分责任（而且仅仅是部分）被转嫁给了统治者。它所暗示的是，如果一个邪恶的统治者发布的命令明显违背上帝的律法，那服从命令的士兵就有罪。由于奥古斯丁的看法源自基督教对世俗权力和宗教权力的区分，而且他亲历了蛮族入侵者发动的战争，这种诉求权力当局的做法并非附和此前异教徒关于战争的思想。
奥古斯丁的另一个具有基督教思想特征的观点是他对内心的意向和外在行为的区分。具有头等重要性的正是参与者心灵的状态，“在战斗中摧毁敌人的应该是必胜的决心，而不是愿望（《书信集》，189.6）。”在这一片断中他讲到，上帝之所以允许进行战争是为了换来和平。而另外一个片断讲的是上帝之所以允许战争是为了纠正人类道德上的错误（《上帝之城》，1.1）。在第三个片断中他提到，用语言消灭战争比用利剑消灭敌人更为光荣（《书信集》，229.2）。用基督教的战争思维模式来看，为了敌人自身的利益与其交战，几乎就变成了基督徒的义务。
如果一个国家遵守基督教的律法，甚至战争都可能会在不乏仁爱的情况下进行，那在抵抗的民族被击败后，更容易以虔诚和正义为基础达成和平盟约。
（《书信》，138.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