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战
内战的威胁在古典世界无时不在，这引出了严重的意识形态上的问题。如希罗多德所说（7.102.1），希腊总是与贫穷为伍。有限资源的不平等分配，导致所有希腊城市的人口都被划分成大多数人的“穷人”集团和极少数人的“富人”集团，这意味着总是存在希腊人称为内讧（内争或战争［stasis]）的可能性。公元前5世纪，内讧演变成政治化的冲突，冲突的一方支持多数人的统治（民主政治），另一方则期望由少数人统治（寡头政治）。自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31—前404）以后，城市内发生内讧时，政治家们越来越愿意请求外来力量干涉，利用外部势力帮助解决争端。先是雅典，后是底比斯，他们倾向于支持民主派；而斯巴达和后来的马其顿通常支持寡头派。
关于希腊城市中发生的内讧，我们最好的资料是修昔底德关于公元前427年科西拉（科孚）事件的叙述（3.69—85）。内讧源自法庭纠纷，首先诉诸暴力的是寡头分子，但民主派的行为最为残暴。
看到的是各种各样的死亡。像这类事件中常见的那样，人们无所不用其极，而且行为超出极致。父亲杀死了儿子；人们被从神庙里拖走，或者就在祭坛上被杀戮。有些人实际上被困在了狄奥尼修斯神庙中，并在那里惨死。
（修昔底德，3.81，R. 沃纳英译）
修昔底德之所以长篇叙述这些事件，不是因为它们内在的重要性，更多的是因为科西拉的内讧是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此类事件的第一次大规模爆发，因此他可以以此为参考对整个事件进行反思。就像上段引文所揭示的，修昔底德认为，内讧不仅导致了政治的崩溃，还是对社会、宗教和道德的颠覆，甚至使语言也发生了变化。例如，鲁莽的攻击变成了勇敢。对立派别的领袖们把战争的动机描述得冠冕堂皇：发动战争是为了多数人的平等或稳固的政府；但这些仅是追求私利的幌子。修昔底德的这段论述是为支持他的关键论点：战争让希腊人的品性野蛮化了。修昔底德认为，只要人性依然如故，那这种内讧总有发生的可能，但在外部和平时期，这样的行为不会那么残暴，用他那著名的论断来说就是“战争是一个残酷的老师”。
如果你是一场内战的参与者，你眼中的战争会大不相同。虽然罗马建城的神话包含了亲族仇杀，罗慕路斯杀了勒莫斯，而且在经历了导致共和国政府垮台的内部冲突后，内战的阴影在罗马人的心头仍然挥之不去，但与希腊城市比较，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罗马在避免内战方面做得相当好。其中的部分原因可能在于它对其他强国实行的无情的军事打击政策。可是，内战一度不仅在现实中而且也在思想上构成威胁。公元前63—前62年，罗马发生了“喀提林阴谋”，阴谋在武装冲突中破产。有关这个事件的资料比其他大多数事件的资料要完整、详实，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反而让我们对该事件的评估更加困难。我们的主要资料来自西塞罗，他宣称自己是阴谋的主要反对者。甚至在武装冲突开始前，西塞罗在自己的演说《反喀提林》中就把阴谋描绘为“战争”。对喀提林的战争也因此被描绘成一场反对奢侈、疯狂和犯罪的战争（2.11），一场美德对恶行的战争（2.25）。其他内战都很糟糕，但“喀提林阴谋”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其他内战以变革政府为目标，而这次内战的目的是要消灭共和国（3.24—25）。阴谋者不仅企图把野蛮的高卢人拉入阴谋，而且他们本身变得就像是野蛮人。他们有罪犯的大胆妄为（audacia）、不虔敬（scelus）和狂怒（furor, 1.31等处）。内战之中，有必要说明对手已经放弃了同胞应得到的对待，相反，由于对手的行径如同蛮族甚或比蛮族更恶劣，他们应被视为国家的敌人（hostes）。当与另一个罗马人战斗时，如果能表明他根本就不配做罗马人，那对其实施打击时将没有顾虑。
喀提林阴谋发生大约20年后，拉丁历史学家萨卢斯特（Sallust）写下了两篇专著来揭示罗马人的道德堕落，分别是《喀提林阴谋》和《朱古达战争》。萨卢斯特的《喀提林阴谋》模仿了修昔底德的风格，他谴责政治领袖们打着为公众谋利的旗号追求个人私利（38）。可是，对萨卢斯特来说，内战的起因不仅不是外部战争反而是因为缺少外部战争。和平和繁荣使人们先是产生了对金钱的贪欲，而后又产生了对权力的贪欲（10）。罗马人持有一种独特的观念，认为可怕敌人的存在是必要的。如萨卢斯特在《朱古达战争》中所述，迦太基毁灭之前，“公民之间不曾因争夺荣誉或权力而发生争斗。对敌人的恐惧（metus hostilis）让这个国家的国民保持着良好的道德。”（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