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的“农业危机”
人们一般认为公元前最后两个世纪大规模的战争，导致了意大利的农业危机，农业危机反过来削弱了罗马共和国政府，以至于共和国被名为元首制的君主制所取代。古代史学家基思·霍普金斯（Keith Hopkins）制作的一张流程图（图7）有助于我们直观地了解这种“传统观点”。
我们来看这个模型的主要线索。这一过程的关键“动力”是左上角的方框：持续的帝国主义征服战争。战争导致了对被征服领土的劫掠，劫掠而来的战利品、税收和奴隶被输入意大利。它们（转到下面的方框）为主要由奴隶耕作的大地产的形成提供了资金，大地产的形成（转入右边的方框）导致了自由自耕农的被取代（也许用“农民”这个词没有那么多的时代错位感）。被剥夺土地的农民会流入（沿两个向下箭头）日益发展的意大利城市，首先是罗马，他们的进城有助于形成那些大地产所出农产品的消费市场，而这些大地产正是他们原来的土地。失地的农民也会进入军队，为引发这一连锁过程的扩张战争出力。事实上，意大利的农民是在为被从土地上驱逐而战。在罗马第一个皇帝奥古斯都的统治下（公元前31—公元14年），随着持续的扩张战争的结束、职业军队的建立，以及将意大利老兵安置在海外行省的大型计划的实施，这种“恶性循环”才宣告结束（图7）。
尽管该流程图精巧、直观而且有启发性，但它只是非常有限地简要描述了霍普金斯的论点。从被征服领土上获得最大好处的是罗马的精英阶层（如该流程图所暗示）。罗马最高的社会等级——元老们——是那些政治上活跃的大土地所有者，通过担任高级军事指挥官和行省总督，主要通过以权谋私、贪污主要战利品赚得钵满盆丰。次高的等级——骑士——也是土地所有者，参政程度较浅，但他们通过税收和商业活动也分得一杯羹。精英阶层不仅仅是在意大利购买土地以创建他们的地产，同时通过武力把农民从他们的小块土地上驱逐出去。精英阶层还圈占公有地（ager publicus），这也间接导致农民被迫离开乡村。农民的土地面积一般非常之小，他们必须利用公有土地才能维持生活。
古典世界相信公民权可通过在军队中服役而合法获得，那些与共同体利益一致的人更可能忠于共同体，农民因此是最优秀的士兵，这就是为什么直到公元前107年，在罗马军团中服役一直有财产资格限制，并且大多数被征召者是农民士兵。公元前2世纪，罗马大规模的海外战争使得大量意大利农民长期远离他们的农常当他们返回时，却发现自己的家庭已被从土地上驱逐；或者陷入了无法偿付的债务中，或者因为圈地被剥夺了使用必要的公有地的权利。成千上万的农民或死或伤，要么一去无回，要么由于受伤过重而无法再从事农业耕作。
人们认为将农民大规模地从土地上驱逐从两个方面严重削弱了共和国。首先，大批农民进入罗马，成为对生存状态日益不满的城市贫民的一部分。城市平民（plebs urbana）中切实的不满让某些元老，通常是那些来自最高贵家庭的人，把自己打扮成人民领袖（populares），并通过支持贫民的利益获得有巨大影响的职位。这样做的结果使得精英阶层统一一致的政治原则出现严重分歧。第一次公开冲突发生于公元前133年，作为平民保民官的提比略·格拉古强行通过了向无地罗马公民分配土地的计划。我们的资料显示，他这样做的主要动机是担心能够并愿意在军队中服役的士兵不断减少。其次，军役造成的有产农民数量的锐减导致征兵时放弃了对财产资格的要求。这一变化一般认为是在公元前107年，并且和当年的执政官马略的行动联系在一起。后来，无财产的军团兵显然服役后无地可归，于是他们求助于将军，迫使政府为他们这些退役士兵寻找土地。与此同时，将军们在政治上也开始寻求士兵的支持，军团士兵和将军之间的这种互利关系最终导致共和国垮台，因为军队士兵愿意追随他们的指挥官与国家对抗。
对“农业危机”的这种“传统”理解近来受到部分学者不断的质疑。我们接下来考察这些“修正派”抨击的两条主线。首先，“修正派”们指出，公元前2世纪的战争与公元前3世纪的战争无任何不同，如果是它引起了农业危机的话，那危机发生的时间应该更早。其次，他们争辩说，现有的考古资料并不支持传统观点。
任何基于共和国时期罗马人口统计的论证都必须被看作只是尝试性的，我们的资料零散，解释起来有难度，因此可以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意大利的公民人口要么急剧下降，要么快速上升。（公元前）2世纪的战争在某种程度上比公元前3世纪的战争带来的压力要小，因为在公元前2世纪，罗马同时投入作战的军队数量从始至终都没有汉尼拔战争（第二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18—前201年）时期多，另外战争也不是在意大利的领土上进行的。但其他因素发生了变化，罗马当时需要在某些行省永久性地驻军。罗马军队在整个公元前2世纪一直驻扎在西班牙（可能在山南高卢也有驻军，罗马那时如此称呼波河流域周围的北部意大利）；在马其顿，自公元前146年开始驻军。理论上，军团每年冬天应当解散，次年再征召新兵，但要遣散在西班牙服役的所有士兵并一年一度地在意大利征召新兵的做法是不切实际的。因此，军团并不在特定时期征募新兵，而是在一次战役前才开始征募。如果被征入西班牙的“驻防军”服役，那这嘲战役”就似乎没有尽头。此类军队中的军团兵可能会远离他们的农场，一去就是数年。提比略·格拉古公元前133年的分地行动，就是企图解决这个长期形成的问题。公元前2世纪40年代，人们对可能出现的危机的强烈预感使得思想极其保守的政治家莱利乌斯也主张改革。可是，他作为反对改革的英雄，因为后来抛弃了改革的想法而赢得了“智者”（Sapiens）的称号。
有人争辩说，我们所拥有的考古资料不支持意大利发生农业危机的“传统”观点。例如，我们的主要文献资料之一（普卢塔克：《提比略·格拉古传》，8.7）表明，提比略·格拉古改革的想法是他在穿过意大利的伊达拉里亚旅行时萌生的，当时他看到那里自由人稀少，农业由奴隶来从事。可是对该地区的考古调查似乎表明，那里充斥的是小农庄，不是大地产。由于他是个政治家，人们因此很容易认为他夸大并过度概括了事实，但考古学家也并非不会夸大其词。意大利的大多数地区还未进行过考古调查，我们不应忘记考古学的局限性。考古学擅长考察的是土地如何得到利用（例如，种植的是橄榄还是葡萄），但它很少能告诉我们土地耕作者的身份（是所有者还是占有者，是佃户还是奴隶）。非常贫穷的人，比如说农奴，在历史上很少留下痕迹，所以考古调查不能充分反映这个群体的情况。
我们必须谨慎对待所谓“传统的”和“修正的”观点，避免进行过于严格的二元区分。任何“修正派”都不会宣称，农民从未被驱逐出他们的土地；同样，也不会有任何“传统派”坚持说，所有农民都被从土地上驱逐。所争论的是程度问题，不是类别问题。并非所有的意大利土地都成为了大地产，这是由气候、地形和土壤等多种因素造成的。只有某些地区才适合大地产的形成。葡萄和橄榄在意大利的西海岸长势茂盛，畜牧业则在南方发展良好。与糊口式的农民田庄（“自给自足者”）不同，大地产按照创造利润的商业模式（“最大化者”）运作，需要进入市常在古代世界，大规模陆路运输缺乏经济效率，因此，大地产限于那些接近其市场（城镇）或水路运输（可供航行的河流或港口）的地区。大地产对劳动力的需求在一年中是不同的，收获时节需要大量劳力，仲冬时节的需要就少得多。对大地产来说，始终保持高峰时所需的奴隶数量不够经济，相反，大地产上只留尽量少的奴隶，农忙时节再额外雇工。因此，确保其地产附近有部分农民作为临时雇工，对大地产是有利的。在意大利的农业中，大地产从未占据主导地位（从其耕种的土地数量并非占多数的意义上而言），但它们确实成为了农业上的一个特殊类型。农民的农场为大多由奴隶耕作的大地产取代，这导致的问题愈来愈突出，以至于持不同政见的政治家提比略·格拉古和莱利乌斯都一致认为需要想办法补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