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的“重装步兵革命”
研究发生于公元前8世纪后期和（或者）公元前7世纪希腊世界“重装步兵革命”的军事情况的方法之一是观察两幅古代战斗的图画。第一幅为几何陶时代后期（公元前735—前720）出自雅典的一个单耳（葡萄酒）罐（图5）。
罐上的画面中战斗的风格是流动的，具有鲜明个性特征。有些战士登上了战车，其余为步兵。有一对战士，常被当作神话中赫克托耳的连体孪生子，正欲登上战车。“孪生兄弟”持方形盾牌，其他人持椭圆形盾牌，边缘为半圆形切口（因描绘此类盾牌的大量陶器发现于雅典的狄皮隆，故常称“狄皮隆盾牌”），还有些人根本没有盾牌。士兵们似乎在通过投掷长矛和用剑近身交锋等手段进行战斗。
该陶罐上的战斗场面可以认为与荷马的《伊利亚特》所描写的决斗非常相近。在那样的决斗中，英雄们在战场上占主导地位，他们驾着战车，到达战场后下车战斗，先是投掷长矛，然后用剑拼杀，追随的大众通常不是观众，就是牺牲品。
第二幅画出自著名的“戚吉陶瓶”（因曾经的主人得名）。这个原始科林斯风格陶罐的年代约属公元前650年，罐身上部刻画的是战斗中的人们（图6）。
这里的战斗方式似乎是团结一致的。战士们排成密集的队形，齐步前进，所有人的装备一致，手执圆盾，正准备用长矛战斗。这里的战斗场面可以认为与公元前5世纪后期——前4世纪这段时间典型的希腊人战斗风格一致，或者非常接近，即通过我们从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和色诺芬那里知道的步兵方阵作战。步兵方阵由重装步兵组成，排成几排，形成密集的“盾牌墙”，他们全部持圆形盾牌，主要用长矛战斗。（我们将在第六章对这类战斗进行探索。）
正是上述解释有力支持了这个现代理论：公元前650年之前的某个时候，也就是“戚吉陶瓶”制作的时代，希腊人对他们进行战争的方式作出了重大改变。最初的战争被视为“原始”的战斗场面，类似于人类学家记载的高地新几内亚的战争，那是个“令人恐惧的战潮，几乎没有什么阵形或者战略。在这种战争中，在争取个人荣誉、避免蒙耻的想法的驱动下，单兵在决定何时、何地、何人战斗的问题上有很大空间，所以少数贵族决定战局也不足为怪。在光荣抑或是蒙羞的游戏中，贵族的得失也更多，他们拥有最好的装备（尽管极少有学者相信他们在实际战斗中会使用战车）。人们认为，上述战斗方式被“文明的”战斗取代，其核心是两个集团―对立的两个方阵。一旦装备基本统一的战士按照特定的位置布成方阵（必须承认，谁也不清楚这个过程到底是怎样的），他们对何时、何地、作战对象是谁，几乎无可选择。个人利益加上保卫群体及城邦的愿望使得他们不会在本就寥寥的选择中寻求退路：停止战斗、强行穿过身后的士兵队列撤退或逃跑。
人们把这种设想的军事革命看作是深刻的政治和社会变革的原因。一位对此观点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学者通过其提纲性的论证，为人们进入该领域指明了道路。安东尼·安德鲁斯（Antony Andrews）认为，贸易的增长导致了希腊社会中相对富有的非贵族的新集团形成，正是这些人（主要是受益于当时经济状况较好的农民）构成了重装步兵方阵。一旦他们进入方阵―城邦当时主要的军事力量―这个共同体组织，这个“中产阶级”就开始索求政治权利，因此助长了僭主政治的崛起，至少他们不反对僭主政治，而僭主推翻了此前存在的贵族政权。僭主政治衰落后，正是重装步兵统治着绝大多数的希腊国家。虽然在许多问题上存在分歧，例如方阵是如何引入的（是一蹴而就的，还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何人将其引入（富有的非贵族，贵族，抑或是僭主）、最重要的是引入方阵后产生了什么影响，但部分学者在下述问题上看法是一致的：确实有过一次重要的军事改革；这次改革具有一定的政治和社会影响。“重装步兵革命”于是成为“正统”观点。
但这种看法不可能持久。约阿奇姆·拉塔兹（Joachim Latacz）是正统理论早期的反对者之一。在他看来，《伊利亚特》所描写的战争就是重装步兵的战争，极少数学者赞同这样极端的看法。但还有些人采取了“修正路线”。他们倾向于认为，荷马式战争是“原始的重装步兵战争”。他们对《伊利亚特》的解读是：个别英雄的作用微弱，普通士兵的集体作战才是决定性的因素，因此，军事“革命”并没有存在的空间；相反，他们至多是开始逐步采用某些新式装备，以及出现缓慢的统一趋势。由于重装步兵的先辈们已经在战斗中发挥着关键作用，重装步兵方阵最后的“正式化”不可能激起重要的政治和社会变革。不需赘言，并非所有的学者都接受这些论证，“正统观点”再次引发了争论。
怎么会产生如此对立的解释？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的资料稀缺。我们关于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7世纪希腊战争的资料很少。尽管“实验考古学家们”积极努力，创造和使用了多种复制品，但我们从发现的武器中了解的远没有我们期望的多。我们永远无法确定是否最“合理”或最“理性”地使用了配套装置中仅发现的一件。
且让我们转向假设的“前重装步兵”战争，再观察一下插图中的雅典单耳陶罐（图5）。艺术家是否试图从现实主义的角度表现当代的战争？当时的观众是否也是从同样的角度来看待这幅作品？战车是怎么回事？战车的使用，在艺术领域外，考古没有提供任何相关资料。仅仅在艺术领域出现的狄皮隆盾牌又是怎么回事？孪生连体兄弟在战场上可能出现吗？对荷马，我们可以提出大量同类的问题。虽然《伊利亚特》的聪明读者能把史诗中的战争前后联系起来，但除了诗歌或想象世界中的和谐统一外，还有更多的东西吗？我们知道，《伊利亚特》中的装备来自希腊历史上相距遥远的不同时期，迈锡尼的“塔形盾牌”和当时的重装步兵盾牌同时在战争中出现了，战术难道不也是不同时期的混合吗？
同样，我们对早期重装步兵战争了解得很少。（公元前）7世纪的诗人们所描述的好像并不全是重装步兵的战斗。以弗所的卡林努斯（残篇1）谈到过用标枪而非长矛进行的战斗。斯巴达的提尔泰奥斯在残篇11中对队形密集的重装步兵方阵进行了经典描绘，但该残篇的结尾处则描述了蹲在重装步兵盾牌下的轻装兵（gumnetes）。
再看看戚吉陶瓶，想象在接下来的行动中会发生什么。前排士兵已经蓄势待发，准备冲锋陷阵，左边的4人要倒下，右边的4人一样。这样会只剩下右边的一个战士和左边第二排中间孤零零地吹长笛者，会是这样吗？如果你仔细观察这幅画，你会发现前排左边有4个士兵，但有10条腿，绝大多数战士有第二支长矛，而后来的重装步兵只有一支矛。许多长矛有圆环，以利于投掷，可后来的重装步兵是用长矛刺杀。队列不是前后排紧挨，而大多数学者相信后来的重装步兵队形密集。如果我们不了解公元前5世纪和公元前4世纪的重装步兵战斗，我们会不会认为这个场景表现的是由数列重装步兵组成的方阵间的冲突？
将我们了解的后来的重装步兵的战斗加以改造，并回推至过去的做法是危险的。这种做法等同于我们借用公元前5世纪及前4世纪阵行密集的重装步兵方阵，但剥离了支撑它的轻装兵和骑兵，以及相对成熟的战术，并将其向前推到公元前8世纪及前7世纪，就此创造出一个简单的、早期重装步兵战斗的“仪式化”阶段。
鉴于解释有限资料时我们遇到的挑战，人们对古风时代希腊战争的性质及其引起的社会影响提出大相径庭和截然相反的看法也就不足为怪了。希腊重装步兵方阵是希腊城邦的现象，我们所知道的所有城邦最终都采用了方阵。那些没有生活在城邦中的希腊人却没有。同样，僭主似乎只在城邦中出现。那些不生活在城邦的希腊人中，我们没有听说出现过僭主。城邦、僭主和重装步兵之间的联系仍需要给予重新解释。
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在公元前735年到公元前650年间，希腊人改变了他们对战争的看法。在此期间，他们停止了把武器和死者埋在一起的做法，只有边远地区例外。同样是在这一时期，希腊人开始把武器和装备以及装备和士兵的微型塑像奉献给圣所，最令人瞩目的是在斯巴达的阿尔特米斯·奥特亚神庙发现的成千上万的微型塑像。最后，大约公元前650年，重装步兵开始大量出现在陶器上的画面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