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
人们不仅在文化、性别等大问题上喜欢使用战争思维，而且在思考小的、私人的问题时，例如个人品格时，也不忘战争。这里我们将讨论三个集团的成员通常如何通过战争思维来构想他们的品性，尽管事实上他们并不好战。
战争和爱情很久以来就被联系在一起，但直到罗马第一个皇帝奥古斯都时代（公元前31—公元14），拉丁诗人，首要的是普罗波提乌斯和奥维德，才对这种联系作了最全面的诠释。诗人可以把自己描绘成与爱情战斗的人。反过来，他也可能是情人或爱情大军中的一个士兵。他可能与情敌战斗，也可能与和情人的丈夫或者情人的贞操作战。一个爱情的士兵像真正的士兵一样需要坚强。上述两类士兵都需要坚强、勇敢，面对同样的风险：前途未卜、艰苦，甚至死亡。爱情士兵的角色可能承载着诗人的渴望，令其愉悦，但也可能带来不得不承担的痛苦。无论如何，一名爱情战士都不是一名真正的战士。这就使我们产生了一个重要疑问：这类诗作表达的是对统治集团的支持还是反对？
奥古斯都通过内战掌权后，着手创建了新的政治秩序，虽然这是在恢复旧秩序的幌子下。他同时创立了新的道德标准，而新道德再度被描绘成旧道德的复兴。奥古斯都的政权非常重视个人履行对国家的责任，包括婚姻、生育和战争责任。诗人抛弃真正士兵的角色，支持那种不合法的、非婚姻的爱情，等于背离了这个政权的意志。可是，我们不能只把诗人当作单纯的持不同政见者，诗中的自贬和夸张并不总能准确反映出诗人真实的自我。
有关这类诗歌的另一个问题是诗歌是否反映了诗人真实的意愿。对这个问题仍无简单答案。走在罗马的大街上，你可能并不一定会碰到妓女―一些重要诗人一见钟情的对象。可是，即使他们宣称他们诗歌中的情人只是虚构的人物，那他们的自我认识也应与其有关（“我诗歌中的主人公是爱情战士，但我不是。”）。
奥古斯都建立的元首制（公元前30—公元235）很大程度上将战争“驱逐”到了社会和地理上的边缘地带。当时参战的是职业士兵。除内战外，战争多发生于遥远的边疆。那个时代的希腊哲学家从未或者几乎没有经历过战争，却并未停止在这个问题上自以为是地夸夸其谈，但他们见过士兵，对那些保护他们的士兵，哲学家们的态度是疏远、鄙视和畏惧。他们认为，士兵的生活充满约束、辛劳和风险。如爱比克泰德（55—约135）所说，如果士兵无视纪律，“那谁也不会挖战壕，树围栅，夜间放哨，或者投身于危险之中。”（3.24.32）可是，这些恰好是一位哲学家宣称的他自己生活的特征。例如，狄奥·克里索斯托姆（约40—约112）多次强调，哲学家需要纪律，并吹嘘他自己的勇气，以及他在流放中经受的痛苦。受这些苦不会给士兵带来任何益处，但却能让哲学家获益良多。哲学家在经过审慎思考后，自愿去承受这些痛苦。哲学家把自己描绘成一个为拥有自制力、美德和真理努力奋斗的士兵。狄奥·克里索斯托姆宣称，为美德而战，与会削弱美德的享乐抗争，是一场比《伊利亚特》所描写的战斗更加伟大的战斗（8.20—22，第四章将就哲学家对战争的看法作更多论述）。
如果罗马帝国中有哪个团体的成员有充分的理由仇恨士兵，那就是基督徒，虽然（除公元64年的尼禄外）对基督徒迫害的发起者并非政府，而是异教的大众。直到德西乌斯统治时期（249—251），为了维护公共秩序，政府才参与到迫害活动中，对基督徒的拘捕、审判和处死是在士兵监督下进行的。军队生活中异教信仰的盛行，特别是对皇帝的崇拜，不仅让基督徒难以从军，也让他们难以把军人接纳进他们的团体。因此在现存基督教殉难者的故事中（如今通常统称为《基督徒殉教者传》），最常见的受迫害者不是士兵而是运动员也就不足为怪了。我们很少能发现这样的例证：一个殉教者之所以被描写成一名为信仰而战的上帝的战士是因为他本身就是一名战士（优西比乌斯：《教会史》，6.41.16）。可是，在其他背景下，当我们抛开殉教者的文献时，甚至基督徒也可能自视为士兵。基督教作家德尔图良（约160—约240）和奥里根（184/5—254/5年）是坚定的和平主义者，他们坚持基督徒不应在罗马军中服役（关于基督教对战争的态度，更多的内容见第四章）。对他们来说，《旧约》中的战斗应作为寓言来读，由于这个原因以及《新约》中只有少数正面的军人形象的事实，外加他们对异教希腊哲学的了解，他们把基督徒视为新一类的宗教战士。如德尔图良所说，“难道我们不也是士兵吗？士兵要遵守更严格的纪律，而我们服从的是如此伟大的一个将军（即基督）。”（《劝人向贞》，12）。奥里根写道：“我们不在他（即皇帝）的指挥下战斗，虽然他要求我们如此；但我们组成了一支特殊的军队为他而战，一支虔诚的军队，并将我们的祷告献给了上帝。”（《反塞尔苏斯》，8.73）。
不只是不尚武的文化人用战争来建构个人的品格，这种思维方式在古典世界中无处不在，它如此普遍以至于有时被现代学者们忽视了，这导致了对某些资料过于拘泥字面意义的解读。
在2世纪的罗马帝国，火葬普遍转变为土葬，导致了石棺雕刻（石棺雕刻的字面意思是“食肉者”）的繁荣。在装饰石棺的各类浮雕中，有些是罗马人（或者希腊人）与蛮族作战的“战斗场面”，有些是“宽恕场面”―罗马的将军接受蛮族的投降（因此他是在宽恕蛮族）。在波托纳西奥的石棺雕刻上（石棺因发现地而得名），两种场面都有。该石棺可能制作于公元180—190年（图4）。
石棺雕刻的主画面，即三个雕刻面中最长的一面，表现的是异常激烈的战斗。居于画面焦点上的指挥官正率领楔形队形的罗马骑兵杀入战阵。在这支队伍的下方，是另一些罗马步兵和骑兵队伍击败蛮族的场面。画面底部满布蛮族的尸体。军队已冲锋到敌人的大军之中，将某些敌人留在了身后。从画面两侧被俘的蛮族和缴获的武器等战利品可以明确看出他们取得了胜利。在顶部有三个画面：从左向右分别是：一个正沐浴的儿童；一场进行中的婚礼和一个罗马将军接受蛮族的投降。
现代艺术史学家在解释这幅石棺雕刻或其他类似题材的雕刻时，特别希望把它作为某种传记来对待，认为棺中的死者实际上就是那位将军。像在其他情况下一样，有人甚至对墓主的名字进行了猜测。我们最好避开这种将该雕刻作为传记来读的诱惑，因为我们很少知道石棺雕刻直接的考古学背景，也没有可供识别死者的墓志铭。“战斗”和“宽吮场面不过是从众多石棺雕刻装饰中挑选的两个而已，一些其他浮雕确实有明显的传记性质，例如石雕将死者表现为鞋匠，但多数并非如此。绝大多数浮雕描绘的是希腊神话，例如赫拉克勒斯的功绩，或者希腊英雄墨勒阿革耳的狩猎。石棺的使用方式，也不会自动引领你作传记式的解读。有一具石棺中发现了7具以上的成人和两个孩子的尸骨。一幅有战斗画面的4世纪的石棺雕刻上，有一个皇族的女性成员，可能是君士坦丁的母亲海伦娜。不管最初刻画这个形象是否为代表她，石棺上的战斗场面在这里所表达的人物不可能是一个将军。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波托纳西奥石棺雕刻上的主要人物形象，主画面上的骑兵指挥官、将军、正举行结婚仪式的夫妇和画面上部看护孩子沐浴的妇女，我们会发现，他们的面部都未完工。这表明，石棺订购者并非委托制作者从零开始进行创作，相反，生产石棺的作坊有相当标准化的装饰题材，在完成画面上主要人物的肖像后，可以再为购买者将其“个性化”。我们不应假设购买“战斗”或者“宽吮场面石棺的多数买主碰巧都是退役将军，这些石棺上的雕刻应当以其象征意义来解释。石棺高昂的费用表示墓主人的高贵地位。如果以描绘赫拉克勒斯功绩为主题的石棺雕刻被选中，它表明死者，或者说死者的家人，希望人们把死者和一个承担文明使命的英雄联系起来，英雄致力于让世界摆脱魔鬼，死后变成了神。同样，如果购买者选择的是有类似波托纳西奥石棺上“战斗”或“宽吮场面的石棺，那表明死者希望人们把他视为一个具有让人敬佩的军人式勇敢（virtus）和宽厚（clementia）等美德的人，哪怕现实中的他和战争没有任何关系。有些当代人可能会更进一步把“战斗”的胜利当作一种对死亡本身的胜利。在纪念死者时，人们再度驾轻就熟地运用了战争思维。
罗马帝国后期，自3世纪后半叶以来，越来越多的人公开把自己视为士兵。自上而下的公职人员都可以自称为士兵，戴军衔、穿军服、特别是扎军用皮带（cingulum），退休后变成“退伍军人”。当时的人们认为法律需要制止，至少应限制非军人着军装（《提奥多西法典》，14.10.1）。在古典世界，人们总是乐于用战争思维进行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