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当希腊人和罗马人思考“东方”文化，并反思他们自己的文化时，他们常用战争来诠释。这种思维模式不限于解说东方，而且具有普遍性，尽管它对其他文化的想象空间有限。例如，当罗马帝国的居民目光转向东方时，他们顺理成章地看到了“东方”诸文化（希腊文化、波斯文化等等）。当他们转向南方时，他们再次看到了东方的文化（迦太基和埃及文化）。当他们面向西方时，那里除了大洋外一无所有，大洋中有些多少带有神话色彩的岛屿（例如福岛，少数有特权的死者在那里生活）。北方的情况不同。对古典世界来说，北方是想象中的另一个重要的“他者”。事实上，在罗马化之前，有时在后来的玩笑中，远西地区的居民，如西班牙人，其性格被认为是“具北方特征的”。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极北地区，即今天的苏格兰。罗马人有关喀里多尼亚文化的观念，有关对其心照不宣的评判主要源于其作战方式。我们可以通过研读三篇大相径庭的资料来研究这个问题。它们分别是一块雕刻和写有铭文的砂岩石板；一块上有作品残篇的木板以及一篇文学作品。它们不仅显示了可供古史学家们利用的资料的多样性，而且也表明，每件资料都会引发多种不同的解释。
在皇帝安东尼·庇护统治时期（138—161），罗马在不列颠的疆界暂时从哈德良长城北移至克莱德福斯一线，在这里修建了安东尼土木长城。参与建设的军队立起一块块经过装饰的石头来纪念他们付出的努力。人们发现了20块这样的石头，就是现在人们所知的“遥远的军团石板”。其中一块是在布里奇内斯发现的，年代可能在公元142—143年间，标明了要塞的东端（图2）。
铭文记录了第二军团完成的4,652步长城，侧面为两副雕刻。在观者的左面，是一个罗马人打败了当地蛮族的场景，右面是军团成员准备向诸神献祭的场面。军团内的等级也可看出：主要人物身着托加袍，其他人着军用斗篷和战袍。对观者而言，对石板进行诠释具有挑战性，因为需要把装饰上出现的不同因素联系起来。与和平活动画面相比，战斗胜利的画面可以被理解成发生在前且使其成为可能，因为战争的胜利是文明生活的必要前提。另一种理解是：奉献祭品可以被理解为罗马人希望得到诸神垂青，从而巩固胜利果实。此外，奉献祭品还可以说是执行任务前的洁净仪式，因此可以和铭文联系起来。由于对不同部分间关系的解读不止一种，所以战斗的场面也就可以按不同的方式解释。有人不愿把它解释成一个罗马人正击败4个布雷顿人，主张它表现的是一个布雷顿人被击败过程中4个不同的阶段（从左上开始，按顺时针方向看，分别是被击倒、受伤、被俘和被枭首）。这样的解释可能过于具体了。由于石板是整个军团竖立的，骑兵仅仅是军团的一小部分，所以石板以一个士兵代表全体，这个罗马人代表的应是作战的集体。他还代表着文明，他手执的“先进技术”装备，他的姿态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世纪雅典著名的墓碑上人物的姿态。布雷顿人与罗马人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他们是裸体的野蛮人，他们所拥有的唯一代表文化的器物，就是战争中使用的武器。雕刻未显示出他们的社会阶层。尽管他们有4个人，但他们非常不同的姿势表明，他们是单兵作战。他们为罗马文明所包围，其左方是凯旋门的柱子，顶部是那个骑兵，右面还有一根柱子。他们的未来完全在罗马人的掌控中。等待中央那两位的是战争中的死亡。对于下面的两个而言，是被俘和被处死。对那名（暂时）活着的俘虏有多种解释，或说他吓呆了，或说他听天由命，或说他在沉思，或者说他感到羞耻。在这里，喀里多尼亚文化只是通过战争，具体地说是战败来诠释。有意思的是，罗马的强大力量在文物出土后得以彰显。当安东尼长城被放弃时，它们被小心埋藏在那里。
罗马的文都兰达要塞位于哈德良长城附近，自1973年以来已出土几百件文书，即文都兰达文书，当时是作为垃圾处理并埋在那里的。其中一件属公元97年至公元102或103年间，谈到了当地的布雷顿人。残存的6行文字可以翻译如下：
布雷顿人无盔甲保护（或“裸体”）。他们有大量骑兵，骑兵不使用剑，这些可怜的布雷顿人（或“小子”）（Brittunculi）也不上马（或“占据固定位置”）以便投掷标枪。
（第164号）
有人解释说，这是一篇情报，或者说是给新任指挥官写的有关敌方部族情况的备忘录。另一种看法是，它是一篇有关征募到罗马军队中的当地新兵情况的报告。它也可能就是一篇文学作品。无论是哪种情况，文献对不列颠文化的评判再度是仅仅根据战争而作出的，认为不列颠文化存在不足。文中提到有许多骑兵参战，但是不同于罗马人的作战方式。布雷顿人不骑马（或者说在固定的位置）作战。他们不打近战，他们的文化成就低，他们不穿盔甲（或裸体），而且他们没有剑。他们被用悲天悯人和不屑的口吻称为Brittunculi―“布雷顿小子或可怜的布雷顿人”。
通过战争分析不列颠文化的资料恰好来自帝国边境，又出自特殊的军事背景中，也许不足为奇。但第三件资料―塔西佗的《阿格里科拉传》―就不能不令人吃惊了。众所周知，塔西佗关于其岳父偶像化的传记难以归入任何一类古代文献。这部可能在公元98年创作罗马的作品包含传记、历史、地理、人种志和政治论文等多种元素。由于阿格里科拉是公元77—84年的不列颠总督，所以其中的人种志是关于布雷顿人的（第11—12节）。它开篇讨论了不列颠不同部落体质特征体现了布雷顿人的地理与种族起源。喀里多尼亚人的红头发和庞大体格显示他们起源于日耳曼人。像高卢人一样，布雷顿人对危险能作出迅速反应，但随后就是快速逃跑。那些较早被罗马人征服的布雷顿部落的士气比其他部落差。然后传记概述了他们的战术。他们的主力是步兵，但有些人也使用战车。贵族驾驶战车，侍从为保卫贵族而战。不列颠各部落的不统一给了罗马人有史以来最大的帮助。罗马人讨论不列颠文化时，又是通过战争的理念。战争曾一直是理解不同文化间差异的最重要方式之一。
当希腊人和罗马人建构“北方人”的种族形象时，他们构建出了不仅不同于他们自己，也不同于他们心中“东方人”形象的异族形象。东方人矮孝堕落、聪明而怯懦；而北方人高大、原始、愚蠢而狂暴（至少最初如此）。当然，两种描述都缺少古典世界观察者应具有的理性、克制和训练。可是，相对东方人而言，对北方人的印象又可以完全不同。如前所述，他们可以认为东方人拥有比古典文明更加古老的文明，而北方人未受已衰落文明的不良影响，因为他们具有一些原始特性。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一部人种志著作，很大程度上是一部把同时代的罗马人和高贵的日耳曼人作比较对罗马人进行谴责的作品。
北方人和东方人尚未穷尽古典世界关于人种的想象。他们建构出的另一个重要原型是游牧人。在北方、东方和南方，他们都可以发现游牧人（北方除其他部落外，有锡西厄人和匈奴人；东方有阿拉伯人和撒拉森人；南方有利比亚人和摩尔人）。他们没有农业和房屋，更不用说城市了（古典文明的关键象征），所以游牧人被视为与希腊、罗马文化对立的极致。因此，在古典文献中，人们很少认为他们代表了另一种先进的生活方式。虽然其中有些例外（克文图斯·科提乌斯，7.8.12—30），这些作品中诞生过一些如锡西厄人阿纳查西斯那样奇特的智者。
事实证明这些模式化的印象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希腊人和罗马人倾向于认为，他们的敌人一如从前，而实际上敌人已经有了变化。这一点可以通过罗马人和日耳曼人部落的先后两次交锋中来说明。公元1世纪，罗马人面对过日耳曼人，3个世纪后他们再次交战。到公元4世纪，日耳曼人生活的部落已经比此前数量要少但规模更大，农业的深化带来了人口和经济的迅速增长；在政治集权化和社会阶层化方面，日耳曼人的社会得到了发展，出现了相对稳定的君主制王朝；战士精英阶层产生——这些人可以视为“形成中的贵族”。人们认为，这些因素可能加强了部落的控制力量，使其在战斗中的控制权和指挥能力得到改善。日耳曼人军队规模变得更大，装备更好，有了更多的骑兵和弓箭手。可是，我们拥有的罗马文献资料难以证实这些推测。对他们来说，日耳曼人还是过去的日耳曼人。如果我们把阿米亚诺斯·马克林纳斯4世纪后期对公元357年斯特拉斯堡战役的叙述（16.12）和塔西佗在公元2世纪初的《编年史》中对公元14—16年日耳曼战役的描绘（尤见2.14）比较一下，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对日耳曼人这种一成不变的看法。两位史学家在许多问题上观点一致。日耳曼人身材高大，因而容易疲劳；他们作战毫无纪律，仅靠蛮勇，而后又惊慌失措。阿米亚诺斯对近战的描述，是罗马意识形态恒久不变的表述：
〔日耳曼人〕在力量和身高上有优势，罗马人则在训练和纪律上有优势。一方狂野而骚乱，另一方细心而谨慎。我们的人依靠的是勇气，敌人依靠的是充沛的体力。
（16.12.47，W. 汉密尔顿英译）
在这里，无论是罗马军队，还是他们的敌人的变化，绝大部分游离于历史写作之外。
对希腊人和罗马人来说，不仅蛮族一般不会变化，就是那些新遇到的部落，也会马上被与先前了解的那些部落等同起来。当匈奴人于4世纪末杀入罗马世界时，阿米亚诺斯承认，他对匈奴人的起源几乎一无所知，因此用他们当时的名称来称呼他们。可是即便是他，也征引更早的关于其他民族的描绘来描述匈奴人。其他的作家，尤其是希腊人，则有过之而无不及，把匈奴人和公元前5世纪甚至更早时期听说的蛮族等同起来，这些人中有锡西厄人、马萨格泰人、辛梅里安人等等。在进行上述类比时，作者试图卖弄他们有关古典文献的知识，首先是对希罗多德著作的了解，借此表现他们高贵的社会地位。这种做法的潜在理由是：过去的伟大作家肯定已经了解了这些看似“新生的”蛮族，因此，新近遇到的蛮族与那些已知部落来自几乎同一地区，前者中一定包括了后者。这种观察世界的方式首先是一种“防卫机制”，或者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安心毯”。这样，新的、有威胁的部落就不那么陌生了，因此也更加容易应付。他们曾被打败或被遏止，他们还会被击败。
这种种族模式化的思考方式根深蒂固，在西罗马帝国崩溃后，它依然在西方存留了下来。公元5世纪，西方新蛮族王国的一些罗马臣民还用它来改写现实，以让他们对当时政治环境的感觉有所改观。他们的新蛮族统治者，即使其祖先不是真正的罗马人，也被描绘得与罗马人一般无二。在这种虚假的吹捧下，一些蛮族统治者欣然接受了这种思维方法，因为他们觉得这样可以激发他们新臣民的忠诚感。
古典世界有关外来文化的模式化描述并不很多，它们由数量有限的基本元素（大与孝懦弱与狂怒、堕落与原始等等）组合而成，具有持久性、可转换性和适应性。它们被用来界定中心（希腊人与罗马人），以与边缘（蛮族）形成对比。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没有为我们提供非古典世界的任何信息。古典世界不是存在于真空里，在它之外有其他文化存在。根据自己的世界观理解其他文化，并不意味着一定要臆想。如果古典文化需要一面镜子来审视自己的话，那就无须构建一个以上的“他者”。
我们不应该因为古典人种学的人为痕迹而推想它仅仅是个“智力填充”游戏。希腊人和罗马人可能会热衷于这种思维游戏，例如读塔西佗的《阿格里科拉传》时会这样做，但在战场上面对现实中的蛮族时，他们会抛掉这类思维游戏。在阿米亚诺斯描写的斯特拉斯堡战役中（见前文），罗马军队应当看到了4世纪日耳曼军队的实际情况，但他们会依据几百年来的模式化思维进行解释。举个现代的例子，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东线与其他民族作战的现实并未动摇深植于德国士兵思想中的纳粹意识形态，相反，还强化了这种意识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