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像与理想
在15世纪余下的时间里，市政厅广场上再也没有订制安放重要的新雕塑，这可能象征着在这一时期随着美第奇家族的兴起，贵族领主的势力逐渐衰落。到15世纪中期，美第奇家族已成为这个城市事实上的独裁统治者。在洛伦佐·美第奇——此人因其统治风格和对艺术的慷慨赞助而被称为“伟大的洛伦佐”——的统治下，佛罗伦萨在15世纪后半期进入了一个短暂但辉煌的黄金时代。但是，在1492年洛伦佐去世后，情况很快急转直下，1494年一个新的共和势力联盟推翻了美第奇家族并将其驱逐出这个城市。不到一年以后，即1495年，佛罗伦萨的新统治者没收了多那太罗创作的青铜雕像《犹滴斩首荷罗孚尼》（图33，以下简称《犹滴》），这座雕像曾经被用来装饰美第奇家族位于城市中心的豪华府邸花园，没收后被放到了市政厅前面的高台上，离马尔佐科不远——在萨伏那洛拉行刑的画面上人们能够大致辨认出它。这座雕塑是一个非常耗力的工程，因为要成功地在饰有浮雕的、完整的三角形基座上铸造出真人大小的双人雕塑是非常复杂的，就如我们在第一章中已经看到过的切利尼对铸造这样一件作品时的危险和困难进行的生动描绘。
当这座雕塑最初陈列在美第奇宫时，其本来的寓意比较普通，就是美德战胜邪恶。但是，一旦把它纳入到新的物质和政治语境中，并且在上面加上了新的铭文，那么它的意义就转向了旗帜鲜明的反美第奇倾向，暗指共和主义对专制独裁的胜利。考虑到1494年到1495年间的政治形势，犹滴故事的象征意义似乎特别适合新政府。犹滴，贞洁的犹太寡妇，杀掉了放荡的暴君荷罗孚尼而拯救了她的人民，犹滴这个形象就成了这个新政府的恰当象征，因为它声称与15世纪美第奇家族最后几年的腐败统治和自高自大相比，这个政府在道德上更为高尚。如同克服了性别局限的犹滴一样（她杀死敌人时如同一名男子），新政府也得克服种种不利条件战胜强大的美第奇家族及其盟友。重要的是，多那太罗的作品表现的正好是获胜的犹滴举起剑向瘫倒在地的将军发出最后一击的时刻，这一下她将砍下将军的头颅。通过把这个富有表现力的作品放在市政厅主要入口的高台上，并通过使用新的铭文来重新定义它对于市民的意义，佛罗伦萨的统治者将一个美第奇时代的偶像转变成了共和时期的理想。
但是，政府将《犹滴》用于自己的政治目的的决定很快就遇到了一个重大问题，也就是他们新推出的女英雄的性别。在青铜雕塑被安放在高台上后不到十年，《犹滴》就被从佛罗伦萨市民生活的象征性中心移走，并被米开朗琪罗那巨大的大理石雕像《大卫》（图34）所取代。1504年1月，在一次公民集会上，人们对刚刚完成的《大卫》雕像的安放位置进行了充分讨论。人们最初打算把它放在佛罗伦萨大教堂的一个扶壁上，以使它远高于地面。第一个在这次集会上发言的人是新政府的官方代表，宫廷使者，一个名叫梅塞尔·弗朗切斯科（Messer Francesco）的人。他的意见可能至少反映了政府内部一些官员的态度，他说：
……犹滴象征了死亡，不适合放在此地，因为我们的［即佛罗伦萨的］象征是十字架和百合花。一名女子杀害一名男子是不合适的，最糟糕的是，它所处的位置属于煞位，因为从那以后，形势越来越糟，比萨城丢掉了。
这唤起了人们对女性具有危险力量这个近代早期的熟悉主题的意识，因为她们能够诱惑并杀害毫无戒心的男子。梅塞尔·弗朗切斯科认为，佛罗伦萨最近的不幸，包括丢失比萨城这个以前统治下的城市，都要归罪于在公共场所放置这样一个危险女人的不祥形象的决定。
明摆着的解决办法就是重新找个地方安置这座严重打破了男人就应该统治女人的父权制秩序的雕像。无疑，决定用米开朗琪罗的《大卫》取代《犹滴》同样会赋予新政府合适的寓意——即共和制战胜美第奇暴政，而且对政府的困扰也更少。就像犹滴的故事一样，大卫的故事也是关于一个最意想不到的英雄：一名牧羊少年克服种种困难，战胜了另一个恶人——邪恶的巨人歌利亚。于是，米开朗琪罗的标志性雕塑被安放在市政厅前面，而多那太罗的雕塑被挪到了室内，从公众的眼中消失了。两年以后的1506年，《犹滴》再次获准陈列在西尼约里亚广场上，但是，她被放在了兰齐走廊左远端的拱门下，这一位置比米开朗琪罗的大卫雕像现在所处的市政厅前的高台这个位置次要得多，这证实了她在象征意义上要逊于获胜的大卫。
1554年，在《犹滴》被重新安放在广场近半个世纪以后，雕像旁又增加了一个青铜饰物。但是，这座新的雕塑，即切利尼的《珀尔修斯手举美杜莎之头》（图35，简称《珀尔修斯》），完全颠覆了《犹滴斩首荷罗孚尼》雕像中“妇女在上”的主题。相反，《珀尔修斯》（在第一章中，切利尼描述了制作过程）表现的是一名男子站在被斩首的女子身上，一手高举着美杜莎血淋淋的头。美杜莎活着时会把胆敢看她的男子都变成石头。因而，切利尼这个令人不安的作品与当时父权为主的意识形态更为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