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像绘制艺术的可能性：荷尔拜因的《大使》
这些联系在创作于这一时期的最为壮观的一幅肖像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证明，这幅作品一方面似乎是肯定了布克哈特有关多才多艺的“文艺复兴人”的理想，但在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其特殊性，它也提醒我们，这种理想只有在非常有限的富人、精英以及通常是男性的人文主义学者、贵族和牧师中才会实现。我们讨论的这幅作品名为《大使》（图21），是由德国画家小汉斯·荷尔拜因（Hans Holbein the Younger）1533年创作的。当时他已永久性地移居英格兰，这可能是因为在他工作了许多年的瑞士城市巴塞尔发生了破坏圣像的宗教运动。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到16世纪30年代晚期，英格兰也开始摧毁它的宗教艺术品，这始于亨利八世（Henry VIII）1536年解散所有天主教修道院的决定。作为新成立的英国教会的首领，亨利八世将那些修道院的财产，包括还没有被圣像破坏暴徒们破坏的艺术品全部据为己有。
但在这一切还没有到来之前，荷尔拜因大型双人肖像的29岁赞助人让·德·丁特维尔（Jean de Dinteville）在1533年5月给他兄弟的信中写到：“承蒙拉沃尔的先生前来看望我，这对我而言是莫大的荣幸。”丁特维尔是天主教徒，他学识渊博，出身高贵，是法国驻英国宫廷的大使。当时亨利八世正与他的妻子阿拉贡的凯瑟琳（Catherine of Aragon）离婚，而与替代她的安妮·博林（Anne Boleyn）结婚。后者是一个新教的同情者，国王希望她最终能为他生一个男性继承人。在肖像中，丁特维尔站在左边，右边是乔治·德·塞尔维（Georges de Selve）。塞尔维不仅是丁特维尔的亲密朋友，也是法国西南部地区拉沃尔的主教、法国天主教联系欧洲各国宫廷包括罗马教廷的外交家。丁特维尔的信指的是他朋友的一次秘密来访，当时前者非常思念法兰西，特别是他在离巴黎不远的波利斯城堡的家人。重要的是，城堡的名字被刻在位于两人之间书架下层的地球仪的中央。我们也知道，荷尔拜因的画最初就是挂在波利斯，可能是在其中一间豪华的公共房间里。
除了地球仪之外，双层架子上还展示出许多其他被精心描绘的物体。上层有一个天体仪，还有其他一些与天文测量和时间计算有关的科学仪器，比如两个四分仪和一个日晷。架子的下层，在地球仪旁边，我们看到一本数学书、一个放着几支长笛的盒子、一把断了一根弦的鲁特琴以及一本赞美诗。这些多种多样的藏品说明他们正是布克哈特所崇尚的那种“全能人”，与此同时，尤其是架子下层的东西意味着这一作品不止是为了列举被画者的各种不凡兴趣。实际上，一些物品的出现似乎是为了显示不同或者不和谐的主题：在数学书打开的那一页上的头一个词是拉丁文的“分割”（dividirt），赞美诗是著名的德国新教出版物，它被翻开到与有争议的人物路德本人有关的那首赞美诗，而鲁特琴上断了的弦以及长笛盒中丢失了一支长笛的事实都强调了失调以及不和谐。有趣的是，当时两个男人都在积极地参与各种活动以缓解欧洲所卷入的宗教和政治分歧；丁特维尔是作为天主教法国君主弗朗索瓦一世派往亨利八世宫廷的大使这个身份开展工作，塞尔维则是在欧洲大陆组织的会议中发表重要演讲，以试图调解新教和天主教之间日益严重的分歧。
但是，在整个画面中最具有冲击力的——以及在视觉上最不协调的——因素是在构图前景中似乎漂浮在两人之间的一个奇怪的灰色物体。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失真图像，一个有意扭曲的影像。观众只有站在画面的右边，从一个倾斜的角度来看图像的表面，才能在视觉上理解这个物体。从这个角度看，这个形体突然地、几乎是如同魔术般地变成了一个眼眶空洞的人体骷髅头骨，这是对死亡、人类必死、生命短暂的象征性暗示。简言之，它是一个死亡的象征（memento mori）。（要观察到这种效果，你可以用这上此画的复制品试一下，将它放在你的眼睛右边，然后从这个角度仔细观看这个物体。）其他的艺术家，特别是那些15和16世纪早期北欧的艺术家也在他们的一些作品中画过骷髅，或是放在被画者的手下，或是画在背景中。同样，16世纪早期时，幽默的失真画法在宫廷圈子里变成了一种时尚。但是，《大使》将这种时尚与令人烦扰的、扭曲的、自由浮动的骷髅结合起来却是独一无二的、唯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