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
莎士比亚的戏剧很适合用来结束这部文艺复兴概论，因为他的创作生涯标志着从师法经典人文主义传统到更注重本土性和民族性的一个重大转变，前者从南欧和地中海的影响中汲取力量，而后者是文艺复兴结束的标志。在他最早的戏剧中，莎士比亚仍深受古典传统之惠。在《错误的喜剧》（1594）中，莎士比亚改写了古罗马戏剧家普劳图斯（Plautus）的喜剧《孪生兄弟》，将故事背景设在古典时代的以弗所。他初涉历史悲剧之作《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同样得益于罗马历史。该剧通过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这个人物，讲述了罗马帝国在衰落时期的挣扎；安德洛尼克斯眼看着“野蛮的”哥特人逐渐渗入和压倒了罗马“文明的”价值观。
这两出早期戏剧虽然显示出莎士比亚受惠于古典的过去，不过，它们也反映了伊丽莎白时代的人们所特有的关注。《错误的喜剧》中身份误解和金钱混乱造成的喜剧性，活化出英国人对于货币流动性以及远途商贸复杂性日渐不安的情绪，当时英国刚刚打入穆斯林控制下的地中海地区的世界市常《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也表明莎士比亚一边书写一段不复重现的过去的历史，一边试图接受英国与异域文化交往的现实。异域文化的化身是那个有吸引力但却阴险邪恶的人物——摩尔人艾伦，此人是奥瑟罗的前身。
莎士比亚对历史素材越来越娴熟的掌控使得他在随后的喜剧和历史剧中对于本土问题、特别是伊丽莎白时代的问题越来越感兴趣。他的历史组剧，从《理查二世》到《亨利五世》，开始远离宗教启迪下的编年史，对于英格兰的晚近历史以及这段历史与当前的关系有了比较含混和不确定的理解。尽管传统上认为这些戏剧充当了意识形态工具，用以证明都铎政权的政治合法性，然而，它们也揭露了伊丽莎白女王的祖先制造的周而复始的血腥暴力和篡位夺权事件。有证据显示，《理查二世》的上演，是为了支持一场针对伊丽莎白的未遂政变，《亨利五世》则因为它敏感地提到英格兰在爱尔兰和苏格兰的政治困境而遭到审查。
喜剧则反映了莎士比亚表现在他的十四行诗中的越来越强烈的语言自信。在《第十二夜》中，小丑费斯特告诉女扮男装的薇奥拉：“一句话对于聪明人就像是一副小山羊皮手套，一下子就可以翻了转来１（《第十二夜》，第三幕第一场）。从正反两方面遣词设句，对某种立场加以论证，这种本领是人文主义修辞学的遗产，可是，在伊丽莎白时代伦敦的商业剧场中，这种技巧被用于演出和展现那些与观众直接相关的事件，无论这些观众是富人还是穷人。在新修建的环球剧院上演的第一部莎剧《尤利乌斯·凯撒》，以戏剧的形式表现了罗马共和国随着凯撒的遇刺而衰亡，从而回溯到古典的过去。但是它也探索了雄辩术对政治行动的塑造。马克·安东尼与布鲁图斯两人针锋相对的悼词探讨了共和制的遗产，在伊丽莎白时代专制主义的背景下，这个话题具有潜在的危险性。然而，与他的许多喜剧一样，莎士比亚更感兴趣的是如何用语言去塑造和诱导观众，而不是为某种政治意识形态张目。一个挣扎适应信贷经济的农业社会所产生的希望和恐惧，对于妇女地位以及不断变化的家庭关系的关注，还有那些无时不在的、关于政治权威和个人拯救的宗教事务，这些议题都一再出现，塑造了莎士比亚的戏剧生涯。
“他不属于某一个时代，而是属于所有时代。”这是本·琼森（Ben Jonson）在自己的伟大对手——莎士比亚——逝世之际为他所作的墓志铭。今天，许多人都会同意，莎士比亚笔下伟大的悲剧人物——哈姆雷特、麦克白、李尔和奥瑟罗——确实是超越了创作时空的不朽的艺术产物。不过，我们应当记住，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艺术家能够自我塑造出一种信念，认为他们的作品具有永恒的价值。哈姆雷特是文艺复兴人的化身，一位复杂的、千面的现代性先驱，预示了马克思（Marx）和弗洛伊德（Freud）的洞见；同样地，这个人物形象产生于莎士比亚所处的时代特定的压力和焦虑之中。不难看出，他关于死亡的那段自省式言辞，以及他那令人迷惑不解的未能及时替父复仇的举动，反映了所有现代异化的男性青少年心中的希望和恐惧。然而，他的行动也受到英格兰宗教改革之后的新教情感，以及由于担心拯救和来世而产生的持续的恐惧（“从来不曾有一个旅人回来过的神秘之国”）的塑造，理解这一点也十分重要。类似地，尽管奥瑟罗谋杀苔丝狄蒙娜一事似乎是对嫉妒所造成的有害并且具有潜在致命性的后果的永恒反思，该剧也把奥瑟罗当作一个外来者（“一个到处为家、漂泊流浪的异邦人”）、一位改宗基督教的穆斯林来加以探讨，那些公开与摩洛哥和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帝国做生意的英国人对这样的人物并不陌生。
《暴风雨》为莎士比亚的创作生涯和这本文艺复兴研究作出了恰当的总结。传统上认为，这部剧是对艺术之力量的思考，是莎士比亚告别舞台之作。它也是莎士比亚最具古典特色的一出戏。故事发生在一天之内的一个海岛上，情节借鉴了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那不勒斯国王阿隆索去突尼斯送女儿加布里埃尔出嫁，返航途中在地中海上普洛斯彼罗占据的海岛附近遭遇海滩；这一航行借鉴了埃涅阿斯从特洛伊经过伽太基到罗马的旅程。然而，这部剧也强烈地令人联想到欧洲人在美洲新世界的殖民活动。它审视了东西方两个世界，一边是东方地中海和古典的世界，它为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和艺术家提供了丰富的灵感来源，另一边是西方的大西洋世界，它将加速塑造17世纪末和18世纪的启蒙思想。如果说文学观、智识观和国际观发生的这种转变标志着文艺复兴的特征宣告终结，那么它同时也提供了一种与以往迥异的、具有现代特征的对文化与社会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