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
与史诗一样，抒情诗被视为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创作的顶峰。意大利和北欧宫廷文化的兴起为抒情诗高雅的感情提供了发挥的机会；它主要聚焦于心爱的女性情人，但同时也反思男性情人—诗人的主观状态。抒情诗最具影响力的先驱之一是人文主义学者彼特拉克。彼特拉克的《抒情诗集》收诗365首，写于1327至1374年期间，借鉴了但丁的抒情诗集《新生》。彼特拉克完善了商籁体（一种高度程式化的十四行诗），将其分为韵律谨严的两个部分（八行诗体和六行诗体，即十四行诗的前八行和后六行）。彼特拉克的十四行诗将女性对象理想化的同时还探索了诗人对自身身份的复杂情感。他在一首十四行诗中抱怨说：“在这种状态下，由于你的缘故，我成了女士。”这种亲切的、内省式诗风，让诗人得以通过他的恋人或宗教（二者经常合二为一）探索自身的道德状况。它开始影响整个15和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宫廷文化和诗歌。
这一传统的发展在意大利见于枢机主教本博（Bembo）的诗歌，在西班牙见于加西拉索·德·拉·维加（Garcilaso de la Vega）的作品，在法国见于若阿基姆·迪·贝莱（Joachim du Bellay）和皮埃尔·德·龙萨（Pierre de Ronsard）的诗篇，在英国则见于托马斯·怀亚特爵士（Sir Thomas Wyatt）16世纪中叶彼特拉克诗集的英译本。英国的传统在莎士比亚十四行组诗（约1600年）中达到极致；诗中名句“我情妇的眼睛一点不像太阳”（十四行诗，第130首）戏仿了彼特拉克的手法。除了描写诗人与情人的关系，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中又添了第三者——男性情敌，从而超越了彼特拉克。这种三角关系，以灵活的英文双关语表达出来，这是史无前例的。它让莎士比亚得以探讨男性之间的竞争以及文学恩主制和家庭仆役等问题（“希求这人的渊博，那人的内行”［十四行诗，第29首］），还探讨色欲造成的有害后果（“把精力消耗在耻辱的沙漠里”［十四行诗，第129首］）。
在第134首十四行诗中，诗人承认自己的情人为他的男性朋友所得：
因此，现在我既承认他属于你
并照你的意旨把我当抵押品，
我情愿让你把我没收，好教你
释放另一个我来宽慰我的心。
诗人希望，他至少还能与情敌保持男性之间的友谊，但诗的结尾却说，就是这一点也不可能做到：“我把他失掉；你却占有他和我/他还清了债，我依然不得开脱。”诗人把自己“抵押”给情人，为了保存友谊，他情愿让情人“没收”自己，但到最后，那位朋友也沉溺于情人的美色。诗人希望朋友还清债务，即偿还“全部”，但是，这里使用的双关语“全部/洞”（whole/hole）是一个赤裸裸的性意象，显示了这个女子让两个男人“中圈上套”的本事。诗中语言借用了伊丽莎白时代对于司法义务和金钱债务的特有体验。它对韵律和双关语的运用尤其体现出英语的特性。莎士比亚已经摆脱了彼特拉克的拉丁式文风和古典式影响。他的诗歌预示了诸如玄学派等后世英国诗人的出现，标志着英国诗歌开始告别文艺复兴时期的诗歌语言风格，走向17世纪下半叶的本民族语言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