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东方的科学
文艺复兴的科学也从东西方之间不断加强的知识传播中得到了额外的推动力。许多希腊文科学典籍在阿拉伯文、波斯文和希伯来文的译本中得以保存，而且，它们在西班牙的托莱多和9世纪建于巴格达的科学院等地经过修订。伊斯兰教的学术中心在推动以希腊学术和阿拉伯创新为基础的科学进步方面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尤其是在医学和天文学领域。早在12世纪40年代，阿拉伯文典籍的拉丁文译者桑塔拉的乌戈（Hugo of Santalla）写道：“阿拉伯人尤其适合我们师法，因为他们现在和过去都是我们的老师和先驱。”
阿拉伯人的医学研究直接影响到知识在西方的传播。10世纪的阿拉伯学者阿维森纳（Avicenna）在撰写他那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医典》的时候，研究了加仑（Galen）和亚里士多德的古希腊医学论著。他给医学下的定义是：“我们借以了解人体各种状态的科学，何时身体健康，何时不健康；我们靠它维护健康，在身体失去健康之后，我们靠它恢复健康。”《医典》于12世纪被克雷莫纳的杰拉德（Gerard of Cremona）在托莱多译成拉丁文。从1500到1550年，随着阿维森纳的著作在欧洲各地成为大学指定的医学教科书，这个译本在意大利印行了30多版。1527年，威尼斯医师安德烈亚·阿尔帕戈（Andrea Alpago）根据他本人曾为威尼斯驻大马士革领事馆医生的经历，出版了一部新版的《医典》。阿尔帕戈还研究了叙利亚医师伊本·纳菲斯（Ibn al-Nafis，1213—1288）的著作，此人对肺部血液运动的研究影响了16世纪欧洲对血液循环的探讨。维萨里指责说，那些学院派医师花费时间“无谓地去诋毁阿维森纳以及其他阿拉伯作者”。他本人为阿拉伯医学所折服，开始学习阿拉伯语，并撰写评论赞扬拉齐（al-Razi，拉丁语作Rhazes）的治疗学和药物学论著。1531年，奥托·布隆费尔斯（Otto Brunfels），所谓的“植物学之父”，编印了9世纪伊本·萨拉碧云（Ibn Sarabiyun，即小塞拉皮翁［Serapion the younger］）的医学著作，这对他本人理解植物学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在天文学和地理学领域，阿拉伯学者在翻译希腊宇宙结构学家托勒密的关键著作方面，发挥了尤为重要的作用。他的《天文学大成》和《地理学指南》在托莱多、巴格达和撒马尔罕等地被从希腊文译成阿拉伯文，得到学者的研究评论，后来又被修订。当君士坦丁堡于1453年陷落之后，奥斯曼帝国苏丹征服者穆罕默德被证明是托勒密的热情拥护者。他委托希腊学者乔治·阿米鲁提斯（Georgius Amirutzes）修订托勒密著作的阿拉伯文本。1465年完成的世界地图综合了托勒密的估算与比较时新的阿拉伯、希腊和拉丁文的地理学信息。这幅地图将南方定位在上方，带有纬度的刻度，以及运用了复杂的圆锥形投影，这一切都表明，它是一幅处于科学进步潮头的世界地图。
东西方之间的科学交往也对哥白尼论述太阳系的日心性质作出了贡献。阿拉伯天文学和数学最重要的研究中心之一是13世纪中期成立于波斯的马拉盖天文台，其领导人物为突纳西尔钉图西（Nasīr ad-Dīn al-ūsī，1201—1274）；图西的《天文学忆往录》（Tadhkira fī'ilm al'haya）修正了托勒密关于星球运动的自相矛盾的研究。他对托勒密最重要的修正产生了“图西力偶”。这条定理确定，线性运动可由圆周匀速运动演化而成；图西利用一个球体在另一个半径是它一倍的球体内部滚动证明了这一点。现在天文学史家已经认识到，哥白尼在他的《天体运行论》中重复了图西力偶，而且，这条定理对于形成他的太阳系日心观非常重要。过去没人去寻找阿拉伯对文艺复兴科学的影响，因为人们臆断，从那里找不到什么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