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冠上的宝石-走近艺术史

时间:2024-07-01 04:26:04

王冠上的宝石

哥伦布首次“发现”美洲被认为是失败之举。他似乎是发现了一个新的地理障碍,阻塞了一条更短的、商业上有利可图的通向东方的航线。由于哥伦布的航行以及后来的外交纠纷,葡萄牙人未能及时利用迪亚斯发现好望角这一成果,于是,他们这时派出另一支远征船队,绕过好望角,其目的很明确:到达印度。1497年7月,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率领170人,带着由4艘重型船只组成的船队,离开了里斯本,每艘船配备了20门大炮和各种货物。当他绕过好望角之际,达伽马发现自己进入了航海图上完全没有标注的水域。更糟糕的是,葡萄牙人的航海辅助设备主要仰仗天体计算,然而,在他们不熟悉的印度洋的天空下,这些辅助设备毫无用处。

王冠上的宝石-走近艺术史

在马林迪登陆之后,达伽马雇请了一位阿拉伯航海家兼天文学家为自己效力,此人被视为当时最出色的一位领航员:

瓦斯科·达伽马与他谈了一番话之后,对他的知识非常满意:主要原因是,当此人(领航员)向他展示一张根据摩尔人的方式绘制的、带着经线和纬线的印度海岸全景航海图之时……还有,当达伽马向他展示带在身边的一幅木制大星盘以及用于测量太阳高度的其他金属制星盘时,这位领航员并没有表现出吃惊的样子;他说,红海的一些航海者使用三角形的黄铜仪器和扇形舵柄来测量太阳高度,更主要测量北极星的高度,北极星是他们航海中最常用的标识物。

这些技术欧洲航海者闻所未闻。犹太人的天文知识带领他们远至好望角,现在伊斯兰的航海技术将最终帮助他们到达印度。

这位阿拉伯领航员不仅为达伽马提供了穿越印度洋所需要的航海知识,他还不知不觉地透露了阿拉伯人的科学与天文学成就有多么全面。正如托勒密有关地理学和天文学的典籍已从亚历山大传播到君士坦丁堡、意大利、德意志和葡萄牙,它们也经由大马士革、巴格达和撒马尔罕向东传播。征服者穆罕默德推崇托勒密的《地理学指南》所体现的只是伊斯兰教天文学和地理学深厚传统的一个方面。1513年,奥斯曼帝国海军指挥官皮里·赖斯(Piri Reis)颁布了一幅世界地图,声称这幅地图的绘制“主要基于20幅航海图和世界地图,其中一幅绘制于亚历山大大帝时代,通常叫作dja'grafiye。这里提到了托勒密的《地理学指南》。皮里·赖斯也参考了“中国和印度海域的新地图”,还有“阿拉伯人绘制的一幅印度地图、葡萄牙人按照印度和中国的几何学方法绘制的四幅新地图,以及哥伦布绘制的西方陆地地图”。伊斯坦布尔的奥斯曼宫廷显然正密切注视着西大西洋的事态发展。

皮里·赖斯的地图只有西方部分保存了下来,然而,它的局部表明,该地图印度洋的那一部分,结合了葡萄牙的新版地图与伊斯兰、印度和中国的领航员与学者的天文学和航海知识,一定也同西方部分一样全面。皮里·赖斯的注解突出了当时文化交流与知识传播的广泛程度,而这正构成了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基矗穆斯林、印度教徒和基督教徒都在相互交流信息和思想,试图掌握政治与商业主动权。

就航海方面而言,达伽马和他的远征队都深信,他们正在驶入一个新世界。他们很快就发现,就文化而言,他们正进入一个熟悉得令人吃惊的世界;在这个世界的人看来,他们肮脏、强暴而且科技落后。1498年5月,达伽马到达印度南部沿海的卡利卡特,然而,他携带的礼物更适合在几内亚进行交易,而不是礼节性地赠送给卡利卡特考究的萨莫林宫廷。当地的商人看到达伽马拿出布匹、珊瑚、食糖、橄榄油和蜂蜜等各色赠品时,“他们对此感到可笑,他们说,这可不是奉送国王的东西,从麦加或印度任何地方来的商人,哪怕是最穷的,出手都比这阔绰”。由于未能奉送合适的礼物导致了政治上的紧张关系;葡萄牙人受到限制,只能从事有限的易货贸易。不过,在1499年9月,当达伽马回到里斯本,向王室奉上数量虽少但却珍贵的肉桂、丁香、姜、肉豆蔻、胡椒、药品、宝石以及木材等货物时,葡萄牙宫廷确信他们最终打入了香料市常

葡萄牙进入印度洋的贸易大市场,无异于一滴水落入汪洋。这一地区仪式化的商贸交易模式,以及其商品数量之多、品种之丰富,令早年葡萄牙船队的供求量相形见绌。葡萄牙人的对策是,他们从实用角度出发,迁就和接受不同的交易方法,利用印度教与穆斯林社会的政治分歧,更使用枪炮在整个地区建立起数量有限的商业立脚点。然而,欧洲的地图、书籍和外交会谈却传说达伽马的航行确立了葡萄牙垄断亚洲香料贸易的地位。

这位葡萄牙指挥官的航行产生的影响,将改变文艺复兴世界的政治版图。很快,威尼斯就试图暗中破坏葡萄牙人与印度香料商的会谈。印度香料商已经到了里斯本,准备洽谈葡萄牙在香料贸易中的角色。威尼斯还开始与奥斯曼土耳其人和埃及的马穆鲁克人商谈,打算外交与武力并用,捍卫自己的商业利益。1511年,葡萄牙作出反应。他们与波斯统治者伊斯梅尔(Shah Ismail)谈判,准备联手向埃及发动军事进攻。这一举动势将切断威尼斯的香料供应,并有助于伊斯梅尔同奥斯曼作战。正如文艺复兴时期经常发生的那样,每当贸易与财富处于危难,宗教和意识形态的对立就涣然冰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