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圣经》
人文主义和印刷术是路德思想兴起和传播的关键。路德及其追随者利用人文主义传授的语文学、修辞学和翻译的知识，创造出一种以“《圣经》（the Word）”和“经文自身”为依据的神学。令路德这类宗教改革者与伊拉斯谟等人文主义者联合起来的原因在于，他们都致力于《圣经》的严密阐释，即《圣经》诠释学，这向先前经院哲学思想表现出的无知和迷信提出了挑战。路德的学识不逊于教廷中的佼佼者，他在《论翻译》（1530）中自夸道：“论起辩证法与哲学，他们加在一起也不如我。”当他意识到人文主义在致力于变革方面具有局限性时，就与之分道扬镳。他对伊拉斯谟说：“无论什么地方的什么人，不论其信仰是什么，只要世界的平静不受破坏，对你来说就无所谓。”然而，人文主义已经为路德主义提供了改造宗教的智识工具。它也为路德提供了将其新思想传播到欧洲各地的实物：印刷出版术。
1522年，路德在论及其思想的流布之时声称：“我什么也没做；一切都是《圣经》之所为。”他说的对。传播《圣经》的正是印刷这一媒介。从前那些教廷权威的挑战者无力向更广大的受众传播他们的思想，然而，印刷出版技术使路德得以通过数以千计的印刷书籍、宣传单和小册子传播自己的思想。德意志各邦地处欧洲的地理和技术中心，也正是输出宗教革命的理想之地。到了1520年，有62个德意志城市拥有印刷出版机构。从1517到1524年，这些城市出版的印刷籍数量增长了7倍。印刷产品增长这么快的原因之一在于路德本人。他很快就意识到了印刷出版的激进潜力，称它为“上帝最高和最大的恩典，福音的事业借此向前推进”。1517到1520年间，路德写了30多本小册子，印数超过30万份。一位佩服他的朋友声称：“路德这个人能让两个同时操作两部印刷机的印刷工忙得不可开交。”路德还认识到，真正有力量传播《圣经》的是本民族语言，而不是教会上层使用的拉丁语。到1575年，据估计，他印刷出版的德文《圣经》译本行销了10万册。有人进一步估计，在1518至1525年间，他著作的销售量占据所有德文书籍的三分之一。至1530年，路德已成为这段短暂印刷史上的第一位畅销作家。
路德主义产生于欧洲的贸易、金融和政治重心逐渐北移之际。到16世纪初，安特卫普正取代威尼斯成为欧洲的贸易之都，而诞生路德主义的德意志各邦也正打造其新的政治身份。到16世纪末，这些新的政治身份将造就出具有现代气象的欧洲版图。哈布斯堡家族的查理五世通过王位世袭成为西班牙、那不勒斯、尼德兰和新世界的共主，到了1519年，奥地利也被纳入他的治下。查理五世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在欧洲各地引发了一场激烈的政治角力；查理、弗兰西斯一世、亨利八世还有葡萄牙的约翰三世与苏丹苏莱曼相互争夺领土和政治控制权，意大利各城邦沦为任由各方讨价还价的筹码。民族主义起义的种子也开始在北欧萌发，而在东方，查理面对着苏莱曼势不可挡的帝国力量。1521年苏莱曼征服了贝尔格莱德，1529年围困维也纳。路德主义的兴起更加剧了查理的困境。
查理很精明，他不想因为开除一个僧侣的教籍而疏远他的德意志盟友。不过，在路德亲自向皇帝本人坚定不移地声称说“我不能而且不会收回自己说过的话，因为违背良知既有害也不正确”之后，查理骂他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异端分子”。德意志各邦抵制教廷摧毁“新教”的要求。这始自1529年，当时一群德意志王公“反对”教廷号令他们谴责路德主义。查理的注意力被管理海外属地给分散了，同时他还得应付另一个难题：苏莱曼大帝的幽灵在敲击他帝国的大门。
1529年之时，苏莱曼的帝国疆域已经横跨北非、地中海和东欧大部分地区，而且他还与查理的敌人弗兰西斯一世结盟。就在奥斯曼土耳其人作为政治劲敌与查理分庭抗礼之际，他们的信仰也于16世纪20年代日益两极分化的宗教氛围下成为一个议题。与弗兰西斯一样，路德及其追随者考虑可否与奥斯曼土耳其人结成战略联盟，以抗衡查理的哈布斯堡帝国。路德研究了《古兰经》，并参与出版了几部有关伊斯兰教的德文著作。形形色色的路德派小册子作家发出“找敌人要去意大利，不要去东方１的呼吁。路德对此谨慎地表示赞同：“如果我们一定要同土耳其开战的话，我们应当先与自己开战。”这就暗示说，奥斯曼土耳其的威胁是上帝的旨意，是要令天主教皇帝和教皇不得安生。苏莱曼也认识到，路德主义可以牵制哈布斯堡王朝，使其无法全力应对东方的军事威胁，这对奥斯曼土耳其很有利。伊斯兰教和新教都意识到，在神学上，它们信奉经文自身的力量和反对偶像崇拜，在16世纪中叶那个变化无常的年代，这为它们政治修好提供了明显的可能性。
查理五世在意识形态上可没有这么灵活。他所承继的王朝遗产是以1492年犹太人和摩尔人被逐出西班牙为基础的。他和他的顾问们很快就深信，路德与苏莱曼是一丘之貉，都是必须加以铲除的“异端分子”。1523年，教廷派驻纽伦堡的使节写道：“我们正忙于谈判，准备向土耳其人全面开战，而且还要向那邪恶的马钉路德开战；与土耳其人相比，此人对基督教世界的危害更大。”1530年，红衣主教坎佩焦（Campeggio）在写给查理的信中说，（对于）路德的“邪恶与异端主张……应当遵照在西班牙对付摩尔人的规矩和做法，予以申斥和惩罚”。
随着宗教改革的热忱与掌控全球政治权力日益膨胀的野心发生碰撞，宗教迫害越来越激化。犹太社群在欧洲已经居住了数百年，虽说他们曾在1290年被官方驱逐出英格兰，又于1492年被驱逐出西班牙。然而，在当前宗教立场两极分化的时代，犹太人不久就发现，他们既受天主教徒的迫害，也受新教教徒的迫害；他们被指控犯下了种种罪行，从井水投毒到谋杀基督徒幼儿，不一而足。1555年，教皇保罗四世（Paul IV）颁布诏书攻击犹太人的信仰，声称教会之所以“容忍犹太人只是为了让他们见证真正的基督教信仰”。犹太人可以改宗天主教，否则不允许他们拥有财产，只让他们居住在犹太人隔离区，并且必须佩戴标志着耻辱的黄色标识。新教也不见得更宽容。1514年，路德声称：“犹太人将永远亵渎上帝和他所立的王——耶稣。”他后来又称：“我宁愿与土耳其人为敌也不愿以西班牙人为保护者：土耳其人固然是野蛮的暴君，然而，绝大部分西班牙人一半是摩尔人，一半是犹太人，他们可都是没有任何信仰的人。”反过来，西班牙天主教徒则认为新教徒是异端，可与穆斯林和犹太人相提并论。随着天主教对路德主义的威胁作出反应，以及新教试图在神学上与其他宗教划清界线，以此来界定自身，两者越来越多地攻击提到的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后二者都反对耶稣是上帝之子这一信念。
这些冲突也改变了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形态。随着罗马教廷感觉到它的政治权力逐渐被削弱，它的对策是，极尽铺张地炫耀艺术和建筑，试图以此重新确立它的权威。米开朗琪罗和拉斐尔的艺术作品中显示出了这种张力。米开朗琪罗受教皇尤里乌斯二世委托，为装点西斯廷教堂绘制了壁画，画中场景取材于《圣经》中的《创世记》，它基于罗马天主教教义展现出了一幅完整的创世景象。画面体现出的那种优雅的动态，以及画中人物孔武有力、紧绷的肌肉，也理想化地描绘了罗马天主教的力量以及它受到质疑之时可能发出的愤怒。这种张力也见于拉斐尔为梵蒂冈的康斯坦丁美术馆创作的壁画。壁画描绘了康斯坦丁皇帝的生平，以及教会的权力从东方（康斯坦丁的帝都君士坦丁堡）转移到西方（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
这组壁画最后的场景题为《康斯坦丁的惠赐》，表现了东罗马帝国皇帝康斯坦丁将他的世俗和帝国的权力移交给教皇的场面。教皇头戴三重冕，显示出他的宗教以及世俗权力。就在拉斐尔于康斯坦丁美术馆开始壁画创作的几个月后，路德写道：
我手上有洛伦佐·瓦拉的证据，它证明《康斯坦丁惠赐书》系后人伪作。天哪，罗马该有多么黑暗和邪恶。这样一种毫无根据、粗俗无耻的谎言不仅存在，而且盛行几百年之久，这让人怀疑上帝的判断力。
瓦拉的这部辨伪之作于1517年首次在德意志付梓，加入了罗马天主教会日渐增多的攻击者行列。康斯坦丁美术馆的壁画对形象高大的教皇、纷争的教派的描绘，以及它表现教廷权威的戏剧性场面，是针对宗教和政治变迁所作出的咄咄逼人、人为矫饰和焦虑不安的反应。北方的印刷“文字”正在战胜南方高耸入云的纪念碑和色彩斑斓的壁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