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
在欧洲各地，有数以百万计的人认同自己为基督教徒，他们定期去教堂参加礼拜。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奉行宗教仪式的实际情况又是如何呢？如果有人认为，针对教廷权威和经文诠释展开的争论严重影响到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那可是臆想之见。对于大部分个体而言，教会是日常生活结构的组成部分，这就意味着，圣俗之间的区分经常是模糊不清的。教堂可用于节庆、政治集会、餐饮、马匹交易，甚至存放货物和贵重物品。神职人员数不胜数。到1500年佛罗伦萨6万人口中，神职人员超过了5,000人。这些人没受过什么教育，收入微薄，经常干砖瓦匠活，贩马，贩牛，养情人和孩子，随身携带武器。
在理论上，天主教会是基督化身在世俗的显现。它是上帝与个体的中介，通过各种圣礼专门负责向世人施予上帝的恩典；圣礼包括洗礼、坚信礼、圣餐、补赎礼、授圣职、婚礼仪式和终傅。根据圣餐变体论，教士有一种神力（也可以说是法力），可将圣餐上的面包和葡萄酒变成基督的真正血肉。要是没有教会和教士代人祈祷，个体无法与上帝直接沟通。在举行圣礼的时候，只有教士才能让上帝与俗人直接接触。正是这种中介作用让教会成为权势通天的机构。
在实践中，公众对宗教仪式最大的热忱，围绕着一位历史学家所谓“对神性的（热烈）追求”而展开。圣礼的种种“奇迹”经常被解释为魔法，导致了各式各样的民众习俗，从狂热地崇拜圣物、圣徒和偶像，到迷信式地使用圣水、圣餐和圣油。尽管这些巫术行为有悖于宗教的正统性，但是，对于这些越轨行为，教会经常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教会热衷的是维护它的神秘力量和权威。
对于大部分民众而言，教会提供的是一种仪式化的日常生活方式，而不是一套严格的神学信条。洗礼、坚信礼、婚礼和终傅等圣礼提供了个体经历人生各个重要阶段的仪式。其结果是，许多人一年当中只去一两次教堂，法庭记录也显示，参与礼拜活动的人数相当少，民众更是对基本教义极其无知。一位英国传教士讲过一个牧羊人的故事。当这个牧羊人被问及圣父、圣子和圣灵之时，他的回答是：“这对父子我都很熟，因为我替他们放羊，可我不认识第三个家伙：我们村儿没有叫这个名字的。”往好了说，这种态度体现了民众对宗教的无知和漠视；从坏了说，它暗示了异端和无信仰，在整个文艺复兴时期及其后，这种异端和无信仰样式繁多，不一而足。
在15世纪40年代，图尔奈主教让·谢弗罗（Jean Chevrot）忧心于上教堂、遵奉圣礼的人数之少，于是他委托罗歇·凡·德·韦登（Rogier van de Weyden）绘制了一幅圣坛背壁装饰画，教育人们认识圣礼的仪式意义，这幅画的名字就叫作《七宗圣礼》。这幅三联画左边的画板表现的是洗礼、坚信礼和忏悔，右边的画板表现的是授圣职礼、婚礼和终傅，中间那一联留给了最重要的圣礼——领圣餐，这桩圣礼在基督受难像后举行。为了避免观者困惑不解，画家就让天使们来帮忙。他们盘旋在圣礼的上方，打着写有解释性诗句的条幅。凡·德·韦登的这幅三联画运用的是文艺复兴时期典型的“普及化”技法。他使用了本时代的人物、建筑和服饰，将教会的种种神迹置于现代背景之下，以此加深会众与画中图像的密切认同感。画中场景于平静中见张力，全无教会生活的日常景象：推推搡搡、沿街叫卖、玩笑嬉闹、随地吐痰、恶声咒骂、编织衣物、要饭乞讨、闷头大睡，甚至随意开枪，这一点也很惹人注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