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正统的联合
康斯坦茨公会议无意当中助长了教廷的独裁力量。教皇马丁五世及其继任者犹金四世都开始制订雄心勃勃的计划重建罗马和统一东正教会，以此来巩固自己的权威。1437年，犹金召集佛罗伦萨公会议，讨论东正教会与罗马天主教会的统一问题，并且转移公会议削弱教皇权威的企图。1438年2月，拜占廷帝国皇帝约翰八世帕里奥洛加斯（John VIII Paleologus）带领700名希腊随员与东正教会的首脑——牧首约瑟夫二世（Joseph II）——莅临佛罗伦萨。除了希腊代表团之外，与会的还有来自特拉布宗、俄国、亚美尼亚、开罗和埃塞俄比亚的代表团。与文艺复兴时期许多宗教色彩鲜明的会谈一样，东西方之间这次重大的官方会议隐含深刻的政治和文化影响。约翰八世提出，基督教世界的东西两派应当统一，在奥斯曼帝国崛起之际，这是防止拜占廷帝国崩溃和君士坦丁堡陷落唯一现实的方法。而教皇急于统一两派教会，则是想扩大他自身在意大利各地的政治权力。
参与正式的会议事务之余，各方代表热情洋溢地探索彼此的智识和文化成就。希腊人钦佩布鲁内莱斯基（Brunelleschi）的建筑杰作、多那太罗（Donatello）的雕塑，以及马萨乔（Masaccio）和安吉利科（Fra Angelico，Fra意为“弟兄”）的壁画。佛罗伦萨人惊叹于约翰八世及其学者随员自君士坦丁堡带来的那批罕见的古典书籍。在这些书籍之中，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普鲁塔克、欧几里得（Euclid）和托勒密的手稿，以及其他在意大利“这个地方见不到的”古代典籍，一位心怀艳羡的学者如是说。埃及代表团送给教皇一部10世纪阿拉伯文福音书手抄本。亚美尼亚代表团留下了13世纪的有关亚美尼亚教会的装帧华美的手稿，它反映出该教会糅合了蒙古、基督教和伊斯兰的遗产。埃塞俄比亚代表团也散发了15世纪东北非各地教会所使用的埃塞俄比亚文《诗篇》译本。
在这次公会议召开20年后，贝诺佐·戈佐利（Benoo Gooli）在美第奇府邸完成了他颂扬美第奇在令东西派教会和解上所起作用的壁画。在戈佐利的壁画里，约翰八世、约瑟夫二世和美第奇家族的洛伦佐（Lorenzo de'Medici）以三贤的形象出现。出于政治原因，洛伦佐的先人、美第奇家族的科西莫（Cosimo de'Medici）出钱赞助了整个会议。在整个15世纪30年代，美第奇家族一直谋求通过谈判与君士坦丁堡通商，但直到1439年8月协议才达成，这是约翰八世向科西莫致谢的表示，感谢他在佛罗伦萨公会议期间慷慨解囊、殷勤好客的豪举。科西莫为了教会的利益而牺牲金钱，这番虔敬的举动实际上是一种很高明的手法。至于教皇犹金四世，他欠美第奇家族的钱数量则更为可观了。戈佐利的壁画表明，美第奇家族认为，对于教会的统一，他们的参与之功要比教皇的居中协调更为重要。
1439年7月6日，东西派教会最终签署了《统一教令》。它高兴地见到“隔断东西派教会的墙壁已经推倒，和平与和谐业已回归”。然而，这股高兴劲儿并没有持续多久。在君士坦丁堡，在东正教神职人员的鼓动下，民众起来反对这份教令。与此同时，意大利各国一再拒绝提供军援以协助拜占廷人抗击奥斯曼人，这表现出它们也不太情愿见到教会的统一。随着君士坦丁堡在1453年5月被穆罕默德二世攻陷，教会的联合以血腥和耻辱的下场告终。
佛罗伦萨公会议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个关键性事件。作为宗教最高首脑会议，它是失败的；它粉碎了教廷通过统一东派教会来巩固其帝国权力的希望。作为一桩政治和文化事件，它又是获得巨大成功的；它使得意大利各国向式微的教廷权威提出挑战，并加强了它们与东方的商业联系。占据统治地位的家族通过华丽的艺术品，巧妙地宣扬它们在公会议上的作用，就像戈佐利的壁画突出了美第奇家族在促成《统一教令》过程中作出的杰出贡献。在文化上，古典的著作、思想和艺术品通过佛罗伦萨公会议自东向西的传播，将对15世纪晚期意大利的艺术和学术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