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义出版物
人文主义者很快就认识到，印刷出版具有传播他们的思想观点的力量。最负盛名的北欧人文主义者鹿特丹的德西迪里厄斯·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 of Rotterdam，1466—1536）就以印刷出版为手段，传播自己的人文主义思想，而且，在这一过程中，他自觉地以“人文主义王子”自命。有人认为，早期人文主义者更感兴趣的是古典异教作家，而不是基督教，为了回应这类说法，伊拉斯谟着手于《圣经》的翻译和疏正，最终出版了以拉丁译文为对照的希腊文版《新约全书》（1516）。一些意大利人文主义者认为他的那套北欧人文主义“野蛮无文”，在《西塞罗的崇拜者》（1528）一文中，伊拉斯谟进行了反击。他奚落崇拜西塞罗的人文主义者讲求拉丁文风格的修辞的纯正，认为“西塞罗的崇拜者最应关注的是理解基督教的神迹，以西塞罗研读哲学家著作的热情去阅读圣典”。
伊拉斯谟致力于将他那种深受古典启发的道德教育与基督教哲学（philosophia Christia）融汇在一起；基督教哲学是一门以耶稣为中心、强调个人信仰的哲学。他的著作卷帙浩繁，其中有古典作品（包括塞内加［Seneca］和普卢塔克［Plutarch］的作品）的翻译和注疏、拉丁文谚语集、有关语言和教育的论著，以及大量的书信，这些书信都是写给欧洲各地的朋友、印刷商、学者和统治者的。今天人们读得最多的他的作品是讽刺性的《愚人颂》（1511）。这是一部“辛辣的讽刺之作”，它对教会腐化和自满的攻击尤为严厉。将教会描绘成以“诲人为难事，祈祷为烦事，眼泪为软弱和女人气，贫困为丢脸，温顺为耻辱”。
伊拉斯谟令人生畏的智识能量大部分都投入到了创建一个常在的学术群体和一种持久的教育方法中，处在这桩事业核心的是他本人的出版著作，以及他作为首屈一指的“文人”的地位。印刷出版对于伊拉斯谟操控其智识生涯、乃至操控其个人形象的传播至关重要。1526年，丢勒答应替他制作一幅版画画像。伊拉斯谟和丢勒利用这种新的印刷技术传播了这位人文主义学者令人印象深刻、具有纪念意义的肖像：他坐在书房中写信，周围都是印刷成册的书籍。这些书籍正如丢勒的希腊文题词所表明的那样，体现了伊拉斯谟经久不衰的声誉：“他的著作将为他勾勒出一幅更出色的肖像。”
1512年，伊拉斯谟出版了他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之一——《箴言》（De Copia），这是一本练习拉丁文流畅表达的教科书。这最出名的地方是，它收集了“只要我活着，我就永远怀念你”这种情感的200种表达方式。《箴言》是为他的朋友约翰·科利特（John Colet）所写，此人是伦敦圣保罗学院的院长。在写给科利特的献词中，伊拉斯谟声称，他想“作一点文学贡献来充实贵校”，就选了“两种新的《箴言》注疏，因这两适合男孩子们阅读”。《箴言》后来有几个版本被题献给欧洲很有影响的学者和恩主，以确保该书不仅可在伦敦使用，也可用于欧洲各地的教学。伊拉斯谟需要通过印刷媒介去推销一种全新的学习和生活方式，以此为15世纪人文主义的学术成就更添华章。
伊拉斯谟也充分体会到，人文主义在改良教育和宗教的同时，需要讨得政治当权者的欢心。1516年，他撰写了《基督教王子的教育》，题献给哈布斯堡的皇储、未来的皇帝查理五世。这是一本建言手册，它建议年轻的王子如何行使“绝对的统治权，以控制自由的和心甘情愿的臣民”。它还建议王子需要接受那些长于哲学和修辞学的人士的教育和忠告。换句话说，伊拉斯谟想成为这位年轻皇储的私人顾问和公共关系导师。尽管查理亲切有礼地收下了这本手册，却没给他安排什么职位。
对此，伊拉斯谟的反应是将另一本《基督教王子的教育》送给查理的政治对手、英王亨利八世。在1517年题写的献词中，伊拉斯谟赞扬了亨利，说他在万几宸翰之余总要想法“挤出一部分时间来读书”。伊拉斯谟认为，这令亨利成为“一个更高尚的人和更出色的君主”。伊拉斯谟试图说服亨利，追求人文主义是治国的最佳方式；他暗示说，人文主义会把他造就成一个更高尚的人，还能为他提供达到自己政治目的的必要技能。把同一题献给两位君主，伊拉斯谟并没有觉得不妥，这件事本身即意味深长。他认定这两位君主都将会认识到，他可以运用自己的辩才去构建他们所需要的任何政治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