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在人文主义者家中的地位
人文主义的修辞学可能会令人产生这样一种期待，即它会给女性带来新的智识和社会机运。实际上，人文主义与女性之间的关系相当矛盾。莱昂·巴蒂斯塔·阿尔贝蒂（Leon Battista Alberti）在他的论著《论家庭》（1444）当中，界定了一种人文主义的家庭事务观，即家庭事务由男性主宰、女性经营：
至于家中琐事，我就交由我的妻子照料……如果我妻子抛头露面，出入市场，在男人堆里忙来忙去，就会让人看不起我们。而若当我需要与男人、公民同侪和值得尊重并且身份高贵的外国人一起，做男人该做的事情时，却被关在家里与妇女呆在一起，这也多少有辱我的身份。
能言善辩、忙于公共事务的男性与他那沉默寡言、照看家务、一直“关在家里”的妻子形成了鲜明对照。妻子所受的唯一训练是操持家务。为了确保家务被照管得妥妥帖帖，丈夫向妻子托付家中一切家当，只有一项例外：只有“我的书籍和笔记”秘不示人，“这些东西我的妻子不但不能读，也不能碰”。一想到“那些胆大妄为的女人千方百计想要了解家庭以外的事情，以及丈夫们和一般男性所关心的事务”，阿尔贝蒂就感到焦虑。
阿尔贝蒂的态度影响了人文主义者对精英阶层中那些挑战社会为她们指定的角色、想要通过人文主义学习获取才能的女性的反应。人文主义者并非全盘反对女性求学，但他们固执地认为，事情只能到此为止，不许她们再越雷池一步。按照市民人文主义的伟大英雄汉斯·巴龙的说法，莱奥纳尔多·布鲁尼在1405年前后的一篇演讲词中发出警告：让女人学习几何、算术和修辞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因为“如果一个女子在讲话的时候猛挥双臂，或是声若洪钟，铿锵有力，她就会显得精神失常一般面目狰狞，需要加以约束”。女性可以学习修身养性、端庄稳重和持家技能，但是，人文主义者不赞成她们学习能够让人在社会上、职业上出人头地的应用学科正规专业知识。
尽管存在这类敌视态度，一些博学的女性还是想开创自己的智识生涯。法国作家克里斯蒂娜·德·皮桑（Christine de Pizan）在《女性之城》（1404—1405）中认为，“那些出于嫉妒而对女性横加指责的人，都是一些心地叵测的男人，他们看到并且认识到，许多女性智力上超过了他们，行为也比他们高尚”。15世纪30年代，维罗纳的伊索塔·诺加罗拉（Isotta Nogarola of Verona）回应了那些攻击女性多嘴饶舌的言论：“与其说是女性比男子多话，不如说是她们的口才和德行都在男子之上。”
然而，这种尝试出书和演讲的举动在当时人看来是新鲜事而非职业活动。1438年，一位匿名小册子作者诽谤伊索塔的“直抒己见”。他将她的博学与性乱行为混为一谈，粗俗猥亵地一语双关道：“拥有一条妙舌的女子绝不可能贞洁”。一旦女性跨越了界线，从一名学业有成的学生变成了公共领域的演说家，人文主义者的反应是，要么批评她们性欲过盛，要么把她们的智识对话当成恋人之间的絮语，而加以神秘化和轻视。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并非一定为妇女创造了新的机会。它鼓励妇女受教育是把这当成一种社会点缀和自为的目的，而不是当成帮助妇女走出家庭进入公共领域的手段。那些苦苦挣扎的男性人文主义教师和学生，确立起自己的社会地位、谋到工作职位已经殊为不易。女性在社会上出人头地的可能显然让他们感到威胁，还很可能感到尴尬，因而无法容忍。不过，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修辞学颂扬了教育和雄辩的种种优点，而只要一有可能，女性就会试图利用这些发展所提供的机会。如果说女性的确经历过一场文艺复兴的话，那么，它通常是在无视男性人文主义者反对的情况下取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