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初始阶段
到了15世纪中叶，人文主义实践开始遍布于学校、大学和宫廷。它对修辞和语言的强调提升了书籍这一物质性和智识性实物的地位。人文主义对于拉丁文的说、译、读、甚至写的修正，都以书籍这一方便携带的实物为中心。这些思想都通过书籍得以传播。但这些人文主义理想在实践中怎样发挥作用呢？有一个极为生动的例子能够说明人文主义理论与课堂实践之间的鸿沟，这个例子源于一位最受尊敬的人文主义教师的经历，他就是维罗纳的瓜里诺·瓜里尼（Guarino Guarini of Verona，1347—1460）。瓜里诺受雇于费拉拉的埃斯特（Este）王朝，自1436年起，他就在那里担任修辞学教授。
瓜里诺作为一名教师，他成功的原因在于能够向学生和恩主推销出一种人文主义教育观，这种教育观将文明的人性价值与社会进步所不可或缺的实用性社会技能结合在一起。在一篇讨论西塞罗的导论性讲稿中，瓜里诺问道：
除了用以引导、命令和抑制我们自己、我们的家庭和我们的政府的艺术、规诫和研究之外，我们的思考和努力哪里还有更好的目标［？］……因此，你们这些优秀的年轻人和绅士，要一如既往地致力于西塞罗式研究，这类研究令我们的城市有充足理由对你们怀有深厚希望，并且会给你们带来荣誉和快乐。
这是一群接受过修辞学和劝导术训练的教师和学者传播的一种看法；难怪它在当时一下子就被人们所接受，并且直到今天，它还在影响人文学科的学生。
然而，瓜里诺的课堂并非像他所承诺的那样，一定造就出人文气息浓厚、精英式的公民。他教育学生潜心学习语法和修辞，这主要依靠勤记笔记、死记硬背典籍，以及在一轮又一轮似乎永无休止的基础练习中进行修辞模仿。学生几乎没有时间从哲学角度反思所分析的典籍的性质，而且，学生的听课笔记表明，他们只是掌握了新的说写方式的一点皮毛，而瓜里诺等人文主义者认为，这些新的说写方式是人文主义教育的基矗这些语言和修辞的基础课程确实为学生日后在司法界、政界和宗教界谋取初级工作职位提供了预备性训练，尽管这与瓜里诺在他那些导论性讲演中所承诺的崇高境界相去甚远。
瓜里诺的方法甚得他的政治恩主的欢心。一遍又一遍训练学生掌握细枝末节的语法要点培养了学生被动、忠顺和驯服的性格。如果这样未能见效，就按照惯例施加规训和惩治。瓜里诺也鼓励学生顺从统治精英的政治，不管他们是共和派，还是君主派（例如他本人的恩主埃斯特家族）：
不管统治者颁布什么命令，都要心平气和、面带愉悦之色去接受，因为这样做会讨得统治者的欢心，令得自己和亲属飞黄腾达，占据高位。
对于大部分人文主义学生而言，人文主义针对新的个体观而提出的学习修辞学的要求，实际上让他们能够在新兴的文官政府机构中谋到职位。瓜里诺确保了政治顺从与这类职位所需要的实际技能之相称。这就保证了掌权阶层不断地资助那些传播人文主义理念的学校和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