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导者
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历史始于14世纪意大利作家兼学者彼特拉克。他与法国阿维尼翁的教廷关系密切，他父亲在那里当文书——精于管理大量教廷文件的学者。彼特拉克对于那些被忽视的古典罗马作家——尤其是西塞罗（Cicero）、李维和维吉尔（Virgil）——的修辞和文体特性很感兴趣，他借鉴了这些学术传统。他开始拼集诸如李维的《罗马史》这样的典籍，校勘各种手稿的残存片断，更正语言讹误，并且模仿它的风格，写出一手语言流畅、修辞雄辩有力的拉丁文。
彼特拉克还到图书馆和修道院搜罗古代典籍。1333年，他发现了罗马政治家和演说家西塞罗一篇演讲的手稿，《对诗的赞美歌》（Pro Archia）。这篇演讲探讨了“人文学科”的种种优点。彼特拉克称这篇演讲“充满赞美诗人的精妙之言”。西塞罗对彼特拉克和后来人文主义的发展至关重要，因为他为有教养的个体如何将生活中哲理和沉思冥想的一面与积极进取和热心公共事务的一面结合在一起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式。在他的名篇《论演说家》（De Oratore）中，西塞罗将修辞学和演讲术与哲学进行对比，提出这个问题。在西塞罗看来，“演讲术的全部技艺面向公众，并在某种程度上与人类共有的实践、风俗和言语相关”。另一方面，哲学与个人的深思冥想相关，远离“公共旨趣”，事实上，它脱离“任何事务”。彼特拉克在论著《孤寂的生活》（De Vita Solitaria）中探讨哲学家和演说家的角色时，采用了西塞罗的区分：
他们的生活方式千差万别，所致力的目的完全对立，这使我相信，哲学家的想法与演说家从来都不相同。因为后者努力争取听众的掌声，而前者力求做到——如果他们所宣称的是属实的话——认识自身，让灵魂反归本真，藐视空洞的荣誉。
这就是彼特拉克人文主义的蓝图：通过运用修辞和劝导，将哲学对个体真理的求索与有效发挥社会作用的实际能力结合起来。为了获得这种完美的平衡，有教养的个体需要接受各门人文学科的严格训练，这些学科包括语法、修辞、诗歌、历史和伦理学。
这条理由非常高明，它赋予早期人文主义者的权力和名望远远超过他们的前辈经院哲学家。中世纪经院哲学也教授学生拉丁文、书信写作和哲学，但是，一般说来，经院哲学的教师和思想家都要屈从于他们效力的当权者（通常是教会）。根据西塞罗的界定，有教养的人文主义者能够理性地思考人性，同时还能够向精英人士教授公开演说和劝导的技能。西塞罗的定义赋予人文主义及其实践者向社会及政治机构“兜售”他们的思想以更大的自主权。然而，人文主义绝不是一场色彩鲜明的政治运动，虽说只要于某方面有益，有的实践者乐于看到它的方法被各种意识形态所用。人文主义者自称是演说家和修辞学家，是文体而非政治学大师。单从表面上看人文主义者的写作题材常常是个错误。这类作品是一种高度形式化的写作练习，目的是训练文字风格和修辞手法。对于特定的议题，它们经常喜欢采取辩证的方法，既赞同又反对。人文主义的胜利在于，它能够运用修辞、演讲和论辩的才艺，让一切潜在的政治主顾相信它的服务是有用的，不管这政治主顾是拥护共和政体还是赞成君主政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