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向的变化
奥斯曼帝国控制了君士坦丁堡之后，并没有切断东西方之间的文化接触，它只是对这类交流活动征收税金。奥斯曼当局在通往波斯、中亚和中国的陆地商路上征收关税，可是，这种做法恰恰造就了新的经商之道。百年战争的结束极大地刺激了南北欧之间的商业流通，进一步强化了欧洲对东方舶来品的需求。这种形势促进了商业交易规模的扩大，促使欧洲基督教国家想方设法躲避沉重的关税。大部分东方商品都是用欧洲的金银来购买的。由于中欧的矿藏开始枯竭，而关税飚升，因此需要开拓新的收入来源：这直接导致了探险和地理发现活动的增多。
几个世纪以来，黄金通过北非和穿越撒哈拉沙漠的商路流入欧洲。苏丹金矿开采的黄金就是沿着这些路线被运到突尼斯、开罗和亚历山大。在这些地方，意大利商人用欧洲的货物交换黄金。15世纪初，葡萄牙王室和商人开始意识到，沿着非洲海岸航行可以深入黄金和香料市场原产地，这样就不必经过奥斯曼帝国境内的陆地商路，以免支付税金。这项雄心勃勃的计划需要组织和资本。到了15世纪中叶，德意志、佛罗伦萨、热那亚和威尼斯的商人开始资助葡萄牙人沿西非海岸的航行，并向葡萄牙国王按一定百分比交付任何收益的一部分。
不过，从这些非洲商路回流到欧洲的不仅仅是黄金。威尼斯商人阿尔维塞·卡达莫斯托（Alvise Cadamosto）在塞内加尔南部途经一个名为“布多梅尔”的酋长国时用7匹马换了100名奴隶，这7匹马“最初只花了我300金达克特”。在这位威尼斯人看来，这是一桩有利可图的交易，基于当时普遍接受的交换比例，即9到14名奴隶换1匹马（据估计，在这一时期，威尼斯有3,000多名奴隶）。卡达莫斯托的记述写于1446年，据他估计，每年从阿尔金地区运走的奴隶有1,000名。他们给带到里斯本，再贩卖到欧洲各地。这种奴隶贸易体现了欧洲文艺复兴最黑暗的一面，它标志着大西洋两岸奴隶贸易的开端。在以后的几百年里，奴隶贸易给数以百万计的非洲人带来了悲惨和苦难的境遇。为文艺复兴伟大的文化成就提供资金支持的经济正是从这种无耻的人口贩卖中获利，指出这一点，可以让人头脑清醒一些。
回流到欧洲大陆的非洲黄金、胡椒粉、布匹和奴隶，连同那些购自东方的商品，也为从全球角度理解早期现代世界播下了种子。1492年，就在哥伦布首次驶向新世界的前夕，德意志布商马钉贝海姆（Martin Behaim）发明了一样东西；它融汇了全球各地的经济情况和艺术创新，而这种融合正日益成为这个时代的特色。它是目前所知世界上第一个地球仪。贝海姆的地球仪上标有1,100多个地名和48位君主及统治者的小画像，还有关于商品、商业活动以及商路的传说记载。这个地球仪是文艺复兴世界的商业地图，它的发明者既是商人又是地理学家。贝海姆记录了他本人1482到1484年在西非的经商经历。这些经历多少表明了他数次航行的动机。他航行时“携带各种货物和商品，准备出售和从事易货贸易”，其中包括“准备赠给摩尔人国王的马匹”，以及“预备拿给摩尔人看的各种香料样本，以让他们明白我们想从他们国家得到什么”。香料、黄金和奴隶，这些商品托承起文艺复兴世界产生的第一个真正全球性的形象。
这类文化和商业的影响不是完全单向的。一位葡萄牙编年史家指出，“在塞拉利昂，那里的人非常聪明，能够制作极为美观的物品，例如勺子、盐碟和匕首柄”。这里直接提到了“非洲—葡萄牙象牙制品”。塞拉利昂和尼日利亚等地的非洲艺术家所雕刻的这些精美艺术品融合了非洲的风格与欧洲的主题，创造出对两种文化而言都别具一格的杂交性物品。盐碟和狩猎用的象牙号角在这类雕刻中尤为常见，并为阿尔布雷希特·丢勒（Albrecht Dürer）和美第奇家族这类人物所收藏。其中有一个盐碟尤为引人注目，其制作时间为16世纪初，盐碟上雕有四个葡萄牙人，他们头上顶着一个篮子，篮子上安放着一艘葡萄牙航船。一名水手从桅杆瞭望台向外偷看，平添了一丝幽默感。服饰、武器和缆绳方面的种种细节显然是源于制作者对葡萄牙海员的细致观察，以及同他们的交往。学者们认为，这些雕刻作品是为了向欧洲出口而设计的。当16世纪的葡萄牙开始兴建纪念碑、颂扬它在非洲和远东的商业力量的时候，这些刀法精致的美须髯、垂辫发和扭曲变形的人物面貌，深刻影响了其建筑风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