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邂逅西方
在整个14和15世纪，国际贸易和新的财务惯例造就了商品的生产和消费。1453年，英法百年战争结束。和平带来的一个结果是，南北欧之间的贸易得到了加强。在欧洲的另一端，1453年发生了一个同样重大的事件。就在这一年，信奉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帝国最终征服了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堡落入奥斯曼军队之手标志着国际政治力量发生决定性转移。它印证了奥斯曼帝国已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帝国之一，是随后文艺复兴艺术和文化的一个塑造者。
1453年春，超过10万大军围困君士坦丁堡。是年5月，苏丹穆罕默德二世（Mehmed II）攻陷了这座城市。作为拜占廷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是古典罗马世界与15世纪意大利之间的最后一丝联系。它成为诸多有关古典文化的学问的复兴渠道，这最初得力于苏丹穆罕默德的鼓励襄助。此人熟知意大利君主的政治抱负和文化品味，这促使他雇请意大利人文主义者；这些人“每天向苏丹诵读古代史学家（例如拉尔修［Laertius］、希罗多德［Herodotus］、李维［Livy］和昆图斯·库尔提乌斯［Quintus Curtius］等人）的作品，以及历任教皇和伦巴底诸王的编年史”。如果说文艺复兴与古典理想的重生相关，那么穆罕默德即是它的拥护者之一。他的图书馆超过了意大利美第奇和斯福尔扎（Sforza）家族的图书馆，如今大部分馆藏保存在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珀宫，藏品当中包括托勒密（Ptolemy）《地理学》、荷马（Homer）《伊利亚特》的手抄本，以及其他古希腊文、希伯来文和阿拉伯文的典籍。他公然将自己的帝业与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的帝业相提并论，自认为是凯撒第二，能够征服罗马，统一所提到的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与犹太教。
与文艺复兴时期许多其他热衷于帝国权力的领袖一样，穆罕默德利用学术、艺术和建筑来伸张自己绝对的政治权威。他着手于一项雄心勃勃的建筑方案。这项方案的内容包括：令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商人和手工业者向这座城市再移民；建立大型集贸市场，确立这座城市作为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将它重新命名为伊斯坦布尔。他改造了圣索菲亚大教堂，把它变成了该城第一座皇室清真寺。与此同时，他雇请意大利建筑师协助兴建新皇宫托普卡珀宫。它体现了一种新的国际性建筑格调，借鉴了古典的、伊斯兰教的和同时代意大利的风格。这样的大兴土木其目的在于兴建“一座让先前所有宫殿都黯然失色，在外观、规模、耗资和优雅方面都更加令人赞叹的宫殿”，奥斯曼帝国的一位评论者如是说。这种国际性的文艺复兴风格既能得到穆斯林的认可，也能得到基督徒的认可，正如威尼斯大使所证实的那样；他称赞托普卡珀宫是“世界上最漂亮、最舒适和最为神奇的宫殿”。与文艺复兴时期许许多多的建筑物与艺术品一样，托普卡珀宫既是独到的创造性行为，又带有强烈的政治性色彩。这两种冲动密不可分，构成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个显著特色。
东西方的城邦与帝国之间的这种国际竞争激励了整整新一代文艺复兴思想家、作家和艺术家。很多人主动为穆罕默德效力，他们当中的威尼斯画家秦梯利·贝利尼为穆罕默德绘制了一幅画像，这幅画现在还悬挂在伦敦的国家美术馆。贝利尼带着穆罕默德赠送的礼物和“一副按照土耳其样式精心打造、重量相当于250金克朗的链条”回到了威尼斯。在《圣马可在亚历山大传教》这幅画中，在圣马可布道坛的脚下，是秦梯利的一幅自画像，他的脖子上还挂着穆罕默德赠送的链子。贝利尼骄傲地显示穆罕默德的恩顾，并且运用他在伊斯坦布尔的经历为笔下的亚历山大添加了异国的细节。
这些交流很快就影响到了今天所谓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风格。当意大利艺术家科斯坦佐·达·莫伊西斯（Constanzo da Moysis）也前往伊斯坦布尔为穆罕默德效力时，他的油画和素描借鉴了波斯和奥斯曼艺术的传统手法。被认为是科斯坦佐所作的名为《坐着的抄写员》的羽毛笔和水粉素描是一幅以奥斯曼抄写员为主人公的娴熟习作，右上角有波斯文的题词。画家运用了鲜亮的、平涂的色彩，一丝不苟于服装、姿势和图案的细节，这些都表明科斯坦佐吸收了中国、波斯和奥斯曼帝国艺术风格的种种原则。影响的双向交流可见于一幅出色的模仿科斯坦佐素描的作品：《穿土耳其服装的画家》。据认为，这幅画出自15世纪波斯艺术家比赫扎德（Bihzad）之手，它比科斯坦佐的作品晚几年完成。比赫扎德师法了科斯坦佐，同时巧妙地将抄写员变成画家。画中画家所创作的那种伊斯兰风格的画像，正是科斯坦佐早先模仿的。两位艺术家都借鉴了对方的美学创新，结果，很难肯定地说哪一幅画是“西方的”或“东方的”。
1520年，奥斯曼苏丹伟大的苏莱曼即位，这更加强了艺术与外交的交流。苏莱曼委托佛兰德斯的织工编织豪华的挂毯，委托威尼斯的金匠制作珠宝和皇冠。1532年，他率军围攻维也纳时就戴着这顶皇冠。他委托奥斯曼帝国伟大的建筑家米马尔·科贾·锡南（Mimar Koca Sinan）兴建了一座又一座宫殿、清真寺和桥梁，要与意大利的君主互争高低。锡南借鉴了土耳其—伊斯兰建筑传统以及圣索菲亚大教堂提供的拜占廷建筑遗产，在16世纪早期的伊斯坦布尔建造了一座又一座以穹顶为中心的清真寺。当教皇尤里乌斯二世（Julius II）雇请多纳托·布拉曼特（Donato Bramante）、后来又请米开朗琪罗重建罗马圣彼得大教堂之时，他们的设计方案借鉴了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半圆顶和光塔，还借鉴了锡南设计的清真寺和宫殿。奥斯曼帝国与意大利的建筑师借鉴了一个共享的智识和美学传统，争相重建他们的帝国城市。
这类交流和竞争表明，在文艺复兴时期，东西方之间并不存在明确的地理或政治分界。掩盖这两种文化之间在贸易和思想上自由交流的，是很久以后在19世纪出现的看法；这种看法认为，伊斯兰东方与基督教西方在文化和政治上截然不同。双方固然经常发生宗教和军事冲突，不过，重要的是，尽管存在这些冲突，它们之间的物质和商业交流持续进行，并且为双方取得文化成就都创造了一个非常有利的环境。它们从一个充满竞争的古典过去共同继承下来的文化遗产，促成了新成就的产生，这些新成就就是我们今天所认可的典型的文艺复兴时期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