贷与借
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个特点是，财富呈现出新的表现形式，以及出现了与此相关的奢侈品消费。经济史家和政治史家一直在激烈地争论14世纪以来需求与消费发生变化的原因。认为文艺复兴精神在当时处于鼎盛时期的看法与另一种普遍的看法凿枘不入，令人不可理解。后者认为，14和15世纪经历了一段严重的经济萧条时期，物价下跌，工资骤降。1348年爆发的黑死病造成的巨大影响更加重了这些问题。不过，四处蔓延的疾病与死亡，与战争一样，产生的后果之一经常是激烈的社会变迁和动荡。瘟疫过后，欧洲也出现了这种情况。除去疾病，战争也蹂躏了这一地区。西班牙和北非的穆斯林—基督教冲突（1291—1341）、热那亚—威尼斯战争（1291—1299，1350—1355，1378—1381），以及欧洲北部的百年战争（1336—1453）中断了贸易与农业的发展，产生了通货膨胀和紧缩的周期性模式。死亡、疾病和战乱产生的一个后果是，都市成为社会生活的中心，财富集中到数量虽少但却富裕的精英人物手中。
正如历史上大部分时期出现的情况一样，有些人经历了萧条和没落，有些人则看到了机会和运气。诸如威尼斯这样的邦国，利用了奢侈品需求不断增长的机会，发展出运输数量更多的商品的新办法。它们的老式桨帆船，那种细长的划船，逐渐被重型、圆底、带桅杆的船只，也就是方帆帆船所取代，在北欧港口之间用来运输大宗货物，例如木材、谷物、盐、鱼和铁。这些方帆帆船能够运载300多“桶”商品（1“桶”相当于900公升），装载量是老式桨帆船的3倍多。到了15世纪末，三桅的轻快帆船问世。这种船以阿拉伯人的设计为基础，能够装载最多400桶商品，速度也比方帆帆船快得多。
随着商品流通的数量和速度不断增长，商务处理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国际间基本生活用品和奢侈品进出口的平衡，信贷、利润和利率的计算，这些错综复杂的事物在今天的人们听来如此熟悉，由此不难明白文艺复兴时期为什么经常被称作现代资本主义的诞生地。信奉基督教的欧洲商人不但经营东方的舶来品，他们还因来往北非、中东和波斯各地的集市和贸易中心而吸收了阿拉伯人和伊斯兰教徒的生意经。
在13世纪，比萨商人莱奥纳尔多·皮萨（Leonardo Pisan），即斐波纳契（Fibonacci），在经商过程中接触到阿拉伯人计算盈亏的方法，他将印度—阿拉伯数字引入欧洲商界。斐波纳契解释了从0到9这几个印度—阿拉伯数字的性质、十进位制的使用，以及如何运用它们去解决商业中的实际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加减乘除，计算重量和尺寸，还有易货贸易、利息收取以及汇率换算。虽说这些在今天看来一目了然，可是，不要忘了，在15世纪之前，加减乘除（＋、－、×、÷）这些符号在欧洲可是闻所未闻。
斐波纳契所借鉴的阿拉伯商业惯例，采用了阿拉伯人此前在数学和几何学方面取得的成就。例如，代数学基本原理源于阿拉伯语al-jabru一词，意即“复原”。公元825年左右，波斯天文学家阿布·加法尔·穆罕默德·伊本·穆萨·花拉子密（Abu Ja'far Mohammed ibn M?sa al-Khowarizm?）写了一，内容包括十进位制的算术法则，书名为《复原和化简的规则》（Kitāb al jābr w'Al-muqābala）。他的拉丁化名称为进一步研究现代数学的一块基石——算法——提供了基矗
斐波纳契的新方法在威尼斯、佛罗伦萨和热那亚这些商贸中心得到采纳。那里的商人意识到，为了记录日益复杂和日趋国际化的商业交易事项，采用新的方法已经成为当务之急。货款通常是用银条或金条来支付的，可是，随着销售额的增长，以及任何一项交易所涉及人员都超过两方，这就需要新的贸易方式。其中最有意义的一项创新是汇票——最早的纸币样本——的问世。汇票是现代支票的前身，它源于中世纪的阿拉伯文sakk。签署支票意味着支取你的银行信用。当支票持有人用它来付款，你所在的银行就要承兑这张支票。与之相似，14世纪的商人会使用一个有势力的商业家族签发的纸制汇票来支付寄售商品的款项，在其后的某个特定时日或者货到之日，当那个商业家族收到汇票之时，自会承兑这张汇票。为这种纸面交易担保的商业家族不久就身兼银行家和商人两职。在这些交易之中，由商人转变而来的银行家根据支付汇票所需时间的长短来收取利息，并通过操纵国际间的汇差来赚钱。
中世纪的教会依旧禁止放高利贷，而通过放贷来收取利息，就被认为是放高利贷。无论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其教义都明确禁止高利贷，然而，在实践当中，这两种文化都找到了漏洞，将其金融利益最大化。商人银行家名义上用一种货币放款，再用另一种货币收款，借此掩饰收取利息的行为。在这一过程中，还要确立一种于己有利的汇率，允许商人银行家按照借款额的一定百分比来获利。因此银行家吸收其他商人的货币“存款”，作为交换，为他人建立起足够的“信用”，将他们的汇票当作货币本身来承兑。还有一种解决办法，那就是雇请犹太商人来处理信贷交易，作为两种宗教的商业中间人；原因很简单，犹太人不受任何反高利贷的宗教禁令的限制。从这一历史偶然中衍生出反犹性质的犹太人原型，以及所谓犹太人喜好经营国际财务的臆断，这都是基督教徒和穆斯林虚伪行径的直接产物。
商人银行家的财富不断增加，地位不断提高，这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特有的政治势力和艺术创新奠定了基矗在整个15世纪主宰佛罗伦萨政治和文化的美第奇家族就是依靠经营商业银行发家的。1397年，乔瓦尼·迪·比奇·德·美第奇（Giovanni di Bicci de'Medici）在佛罗伦萨创办了美第奇银行，很快，这家银行就完善了复式记账法、存款和转账业务、海事保险以及汇票发行。美第奇银行在整个欧洲负责转移教皇的基金，从而成为“上帝的银行”。到了1429年，人文主义学者和佛罗伦萨掌玺官波焦·布拉乔利尼（Poggio Bracciolini）认为，“金钱与维护国家的力量具有同样的必要性”，它“对共同的福祉和市民生活都很有利”。在考察贸易和商业对城市产生的影响的时候，他可以名正言顺地赞颂道，用美第奇家族赚的钱，“我们这个时代兴建了许多壮观的屋宇，辉宏的别墅，教堂、柱廊和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