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人眼中的文艺复兴
关于文艺复兴，一个相当矛盾的观点出现在20世纪初。最早向布克哈特提出的挑战出现在1919年，以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中世纪的衰落》的出版为标志。赫伊津哈考察了先前对文艺复兴的种种界定如何忽视了北欧文化与社会。他质疑布克哈特对“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的时期划分，认为在布克哈特看来属于“文艺复兴”的风格与态度，实际上是中世纪衰退或没落的精神。赫伊津哈援引了15世纪扬·凡·爱克（Jan van Eyck）的佛兰德斯艺术为例证：
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理念上，它都是正在衰落的中世纪的产物。如果某些艺术史家从中发现了文艺复兴的成分，那是因为他们非常错误地混淆了现实主义和文艺复兴。这种一丝不苟的现实主义，这种准确地传达出一切自然的细节的强烈愿望，正是行将就木的中世纪精神的典型特征。
在赫伊津哈看来，凡·爱克绘画中复杂细致的视觉现实主义，代表的是中世纪传统的结束，而非强化艺术表现的文艺复兴精神的诞生。虽说赫伊津哈并不反对使用“文艺复兴”这个术语，但是他认为文艺复兴思想大多源于中世纪。赫伊津哈的著作对于19世纪前辈所颂扬的文艺复兴理想持有非常悲观的态度。这写于一战期间，因此，毫不奇怪，它鼓动不起热情来支持那种认为文艺复兴是欧洲个体性和“文明”优越性走向成熟的观念。
在20世纪中叶，一群来自中欧的移民学者对文艺复兴进行了一次深入的重新评价。他们著书立说之际，正值极权主义崛起，威胁破坏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人文哲学价值观。在20世纪30年代，保罗·奥斯卡·克里施特勒（Paul Oscar Kristeller）、汉斯·巴龙（Hans Baron）和埃尔温·帕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等德国学者为了逃避法西斯主义的崛起，流亡到了美国。后来他们论述文艺复兴的著作受到这些事件的深刻影响，而且，他们的著述还在继续影响当代文艺复兴研究。
汉斯·巴龙在《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的危机》中认为，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标志性阶段之一出现在佛罗伦萨，是第二次米兰战争（1397—1402）造成的结果。在巴龙看来，米兰公爵詹加莱亚佐·维斯孔第（Gangaleao Visconti）在1402年准备攻打佛罗伦萨，这很像“欧洲现代史上统一性的征服战争逼近之际所发生的事件”。巴龙将詹加莱亚佐比作拿破仑（Napoleon）和希特勒（Hitler），他得出结论说，这种现代类比有助于理解“1402年夏季出现的危机，也有助于把握它对文艺复兴政治史产生的实质和心理意义，尤其是它对佛罗伦萨市民精神的发展所产生的实质和心理意义”。1402年9月，詹加莱亚佐感染瘟疫死去，佛罗伦萨得救了。以巴龙之见，在他所描述的市民共和主义战胜封建独裁过程中出现的大英雄，是学者兼政治家莱奥纳尔多·布鲁尼（Leonardo Bruni）。按照巴龙的看法，布鲁尼在《佛罗伦萨城市颂》和《佛罗伦萨人民史》中，表达了一种“主张政治参与和积极生活的新哲学，这种哲学是为了反对学者式的退隐理想而提出的”。这体现了巴龙对市民人文主义的界定，即“努力去教育人，使之成为社会和国家的一员”；市民人文主义还信奉共和制的种种优越性，巴龙认为，美第奇（Medici）家族统治的佛罗伦萨体现了这些优越性。
其时欧洲正受到政治极权主义崛起的威胁，此刻人文思想家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巴龙的论点是对这个问题的回应，它很引人注目，而且，它明确认为，佛罗伦萨和美第奇家族是文艺复兴发源的中心。不过，它也将布鲁尼的人文主义和佛罗伦萨的共和主义给理想化了。保罗·奥斯卡·克里施特勒采取了一种与巴龙不同的研究方法。在他看来，正是佛罗伦萨人文主义者马尔西利奥·菲奇诺（Marsilio Ficino）的思辨哲学，尤其是他的《柏拉图神学》（作于1469与1473年之间）一文，明确了古典世界与基督教之间新的融合。对克里施特勒来说，菲奇诺的创新之处在于他相信：
现在哲学独立存在于宗教之外，而且与其地位平等，不过，它既不能也不会与宗教发生冲突，因为保证二者和睦共处的是它们共同的起源和内容。毫无疑问，这是菲奇诺用以指明未来道路的概念之一。
菲奇诺的柏拉图主义小心翼翼地协调哲学、宗教与国家三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正当克里施特勒发愤研究菲奇诺之际，这样的关系正充斥着欧洲。
二战结束之后，经过20世纪60年代社会与政治的动荡，尤其是人文学科的政治化和女性主义的兴起，文艺复兴得到一次深刻的重估。一种影响尤大的反应来自美国。1980年，文学学者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出版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从莫尔到莎士比亚》。这依据的正是布克哈特对文艺复兴的看法：文艺复兴是现代人诞生的时刻。格林布拉特借鉴了心理分析、人类学和社会史的研究成果，论证说，在16世纪，“有关人类身份塑造的自我意识增强了”。男人（有时还有女人）学会根据自己所在的环境去操纵或“塑造”自己的身份。与布克哈特一样，格林布拉特认为这是一个现代特有现象的开端。在格林布拉特看来，16世纪的英国大作家——埃德蒙·斯宾塞、克里斯托弗·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和威廉·莎士比亚——的文学作品创造出的虚构人物，例如浮士德和哈姆雷特，开始自觉地去反思和操纵自己的身份。在这方面，他们的音容笑貌与现代人开始相像。格林布拉特用以引入其自我塑造理论的那幅画，正是霍尔拜因的《使节》。
格林布拉特总结说，在文艺复兴时期，“人类主体本身开始显得相当不自由，这是特定社会中权力关系的意识形态产物”。作为一个美国人，格林布拉特随后既探究了他对文艺复兴成就的钦佩，也探究了他对文艺复兴阴暗面的焦虑，在他看来，这些阴暗面尤指整个16世纪新世界的殖民化和欧洲的反犹主义。
尽管格林布拉特的书名中有“文艺复兴”的字样，但是，他与其他学者开始使用“现代早期”来界定文艺复兴时期。这个词源于社会史，与米什莱和布克哈特的理想主义论述相比，它对于文艺复兴与现代世界之间的关系持有比较怀疑的态度。它也突出了文艺复兴是一个历史时期的观念，而不是像19世纪的著作家所提出的文艺复兴是一种文化“精神”。“现代早期”这个词还暗示，在1400与1600年间发生的事件对于现代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现代早期”这个概念并非集中关注文艺复兴自身如何回顾古典世界，而是表明这个时期持有一种向前看的态度，这一态度预见了我们所在的现代世界。
现代早期这个概念也促使人们探索此前被认为与文艺复兴无关而不适于探讨的话题和主题。格林布拉特和纳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等学者（后者在她的《现代早期法国的社会与文化》［1975］一）探索了农民、手艺人、易装癖者以及“桀骜不驯的”女性的社会角色。随着人类学、文学和史学等智识学科相互借鉴对方的理论洞见，以往那些受排斥的群体和被边缘化的客体越来越受到关注。由于批评家试图从文艺复兴当中发现被忽视的或消失的声音，诸如“女巫”、“犹太人”和“黑人”等范畴重新得到悉心的审视。
格林布拉特和泽蒙·戴维斯这类批评家也受到20世纪晚期哲学和理论思想、尤其是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影响。这些研究方法怀疑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再到现代性这段历史变迁的“宏大叙事”。诸如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和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这样迥然不同的思想家都认为，在他们看来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那些人文的、文明的价值观，对于纳粹主义的政治实验造成的灾难、对于大屠杀的恐怖景象无动于衷，甚至还有可能是同谋。因此，20世纪晚期，很少有思想家热衷于颂扬文艺复兴时期取得的那些宏伟的文化和哲学成就。相反，许多历史学家开始在一个远为局部的层面上分析事物和对象。
同样地，对于日常生活很有意义、但后来遗失或损毁的日常器物被赋予了新的重要性。各个研究领域的学者不再关注绘画、雕塑和建筑，他们开始考察家具、食物、服装、陶瓷以及其他世俗性明显的器物所产生的实质意义是如何塑造文艺复兴世界的。这些研究方法看到的不是相似性，而是文艺复兴与现代世界之间的鸿沟。器物与个人身份不是一成不变的，就像布尔克哈特在赞美“现代”人时所暗示的：它们是变动不居和不可预料的。
在21世纪，文艺复兴的遗产依然像以往那样充满了争议。自从2001年9月美国遭受袭击以来，有关东西方文明冲突的浮夸之词都在效仿以下臆断：文艺复兴代表了西方人优越的价值观在全球获得的胜利。然而，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的，文艺复兴的起源所混合的文化成分比这些说法所暗示的要多得多，而且，文艺复兴的影响也远远超出了欧洲的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