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怒的青年
由于50年代早期和中期“愤怒的青年”群体的闯入，原有的那种温馨和谐的文化氛围以及更为深层的文化遵从意识（战时集体主义的残留物）开始受到挑战。愤青们的作品或冷嘲热讽，如金斯利·艾米斯那部开潮流之先的校园小说《幸运的吉姆》（1954），或牢骚满腹、义愤填膺，如约翰·布莱恩的《向上爬》（1957年出版，首个星期即售出5,000册，令人惊叹）。这一运动具有一种蔑视一切的“顽强与叛逆”，但并未形成任何清晰的政治立常阿瑟·西顿是艾伦·西利托的小说《周日晚与周日晨》（1958）中的工人阶级主人公，他所说的一句话颇能概括这一激愤情绪：“我会有麻烦，每天斗争，直到我死”。
与“愤怒的青年”运动遥相呼应的是美国的“垮掉的一代”运动。二者的区别在于，美国的愤怒者往往会半途而废，而不能反叛到底，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1957）就是个例证。基思·沃特豪斯的《说谎者比利》（1959年出版；1963年的电影和1970年的电视系列剧对其起了推销作用）末尾有一幕很能说明问题。此时主人公几乎已经鼓起勇气打算离开他所在的北方偏远小镇，南下去“烟城”闯荡，但最后一刻他胆怯了。这种怯懦颇耐人寻味，萨尔·帕拉迪斯不可能为这种怯懦压垮，阿瑟·西顿最后安顿下来，结了婚，而乔·兰普顿靠出卖灵魂换取了保守俱乐部的会员资格和美洲虎跑车。愤怒最终仅是一阵发作，并未带来任何有效的反抗或打破任何常规。但愤怒却能让书卖出去，吸引年轻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