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公费救济小说
詹姆斯·邦德是在1953年出版的《皇家赌撤中首次登场，为英国读者所知晓。在加入英国谍报机关前，邦德已是一位高级军官。在准备创作007系列惊悚小说的过程中，伊恩·弗莱明认真研究了萨珀、巴肯、切尼和埃德加·华莱士等大师的作品。在他的叙述里可以发现，所有这些作家的作品片段都浮现其间。不过，《皇家赌撤的第一句话描述的倒不太像俱乐部区，而更像纯粹的势力小人区：“凌晨3点，赌场里的香气、香味和汗味令人作呕。”在那个年代，英国广播公司电视台（唯一可供选择的频道）每天晚上10点以《上帝保佑女王》音乐和好力克饮料画面结束节目。要想记起凌晨3点的生活情景，大多数公民还得将记忆推回到战争年代和灯火管制时期，而邦德会让这种情况不再发生。
肯尼迪总统曾经称他爱读弗莱明的作品（他可能企图以此区别于他那位喜爱赞恩·格雷的前任艾森豪威尔），邦德系列因此名声大振。首部邦德电影于1962年面世，一个圆球自此滚动起来，而且似乎再难停止，尽管英国现在仍有恶臭熏天、凌晨3点还在营业的超级赌常
1954年12月是英国畅销小说发展史上一个颇具预示性意义的时间点。奥威尔的反乌托邦小说《一九八四》已在1949年出版，反响不温不火，5年之后，英国广播公司采用奈杰尔·尼尔的改编剧本制作的电视剧产生了巨大轰动。据报道，该“恐怖剧”在叙述效果上饱含冲击力，一些心理脆弱的观众在看到101室里老鼠撕咬犯人的惨状后竟然因过度惊吓致死。奥威尔的小说在社会上引发的抗议浪潮（包括议会质询）也造就了这部作品的名噪一时。尽管这部小说包含“恐怖”成分，因其有益公民教育，最终还是进入学校课堂。在其后几十年里，《一九八四》的销量甚至超过了“邦德”小说。
已经寿终正寝的畅销小说，时而会被重新发掘出来，并因电视改编而获得重生。高尔斯华绥写于20世纪20年代的《福尔赛世家》以一种更为形象的方式演示了这一重生过程。这部书于1967年被拍成电视连续剧，在每周日晚上播出，播出的时候整个国家几乎无法正常运转（为了让会众观看该剧，教堂的活动也被迫推迟）。到1970年，九卷巨作“福尔赛世家”重印本已经售出100多万册（令这位小说家的遗产继承人欣喜的是，这套书的版权恰好仍在有效期内）。罗伯特·格雷夫斯的《我，克劳狄乌斯》及其续作重现了同样的畅销模式（与高尔斯华绥不同的是，格雷夫斯此时尚健在，还能从中获益）。
英国战后的福利制度所惠甚广，其中包括向民众提供消遣小说。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人们主要是从公共图书馆获取新出版的精装本小说，人们将这样获得的小说称作“公费救济小说”。1959年的《罗伯茨法案》更进一步确立了这一做法。该法案为在全国建立起一个“全面和高效”的图书馆服务系统提供了法律保证。这一制度对于社会的影响犹如一个世纪前的缪迪流通图书馆，通俗小说市场也因此开始从购买为主向租借为主转变。
公共图书馆系统虽然可以提供丰富的读物（标准借书量是每两周6本）供人们选择，但也使读者的选择出现惰性。因为有获得大量新小说之便，读者往往会忠诚于某些作家。他们会从图书馆借出或“预订”克里斯蒂、福雷斯特、梅佐·德·拉·罗奇、阿拉斯泰尔·麦克莱恩或哈蒙德·英尼斯的新书，原因非他，只因他们喜爱这些作家以前发表的作品。作家们则以新书相报，大约每年出一部，每部与前一部大同小异。在这个体制下，几乎没有现在所说的P2P（即producer to purchaser ：生产者对消费者）的广告压力。这也是英美两大系统之间的重大区别。在美国，广告中的一大块以购买图书的消费者为对象受众，而在英国，广告投放主要局限于行业期刊，出版商是要努力说服零售商和图书管理员该进什么书入库或上架。
温馨随意的作品风格甚至影响到最难驾驭的小说类型——科幻小说。约翰·温德姆凭借他在小说中创造的“温馨的灾难”（这一机智评价来自同为科幻作家的布莱恩·奥尔迪斯）取得了众所瞩目的巨大成功。在《三裂草的日子》（1951）故事的开篇，大批英国人因一颗神秘的闪光卫星而致盲。这颗卫星可能来自俄国，也可能是美国。然而祸不单行，全国上下紧接着因为一种英国特有的灾难——形体巨大、经过基因改造的甜菜而惊骇失措。
在温德姆的《海妖醒来》（1953）中，斯塔克普尔《蓝色珊瑚礁》里描写的巨型乌贼被放大了一千倍，它从深海冒出，来完成希特勒所开创的事业。一般而言，按照温德姆的情节设计，最后存活下来的幸福家庭都会变得更加坚强和幸福。他的小说之于科幻题材，如同布雷德伯里在美国之所为：他使科幻小说摆脱了类型小说的局限。科幻小说迷们有点儿鄙视温德姆，原因是非科幻小说迷也喜爱他。J. G. 巴拉德那些极不温馨的灾难幻想小说——如《沉没的世界》（1962）——虽然被这一题材的鉴赏家们视作科幻小说中的上品，却不太符合大众的口味。令人叹惜的是，当今的生态与气候事件证明，巴拉德的这些作品要比温德姆的小说更具预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