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前”概况
英国畅销小说发展的文化和商业环境与美国不同。英国始终保持较高的新书零售价格：自19世纪90年代以来的100年里，这种定价方式一直受净价图书协议的正式保护。教育和阶级体系的差异也是造成两国间不同的因素。
但两国畅销小说的大体畅销形态还是相同的。一次性的畅销小说，即那些销得最快的书，生命周期往往也很短。畅销小说中存在着截然不同的两极：一极是孤立的、流行期短但轰动一时的畅销书，另一极指的是那些持续畅销的小说，这类作品有一批老读者对其保持“类型忠诚”，而且这种“忠诚”常常会持续很多年。
先有畅销小说，然后有畅销小说排行榜，正如先有小说，后有小说之谓一样。塞缪尔·理查逊的狂热崇拜者（“帕美拉迷”们）的出现是日后无数类似热情表达的一次预演。我们发现，围绕一些十分走红的小说，从一开始就会出现某些时尚崇拜行为，比如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1742年出版；引发淡黄色长裤的流行和少年自杀潮）、布尔沃的《佩勒姆》（1828年出版；男士们以穿深色西服和模仿拜伦式愁容为时尚）和杜穆里埃的《软毡帽》（1894年出版；引起软毡帽的持久流行）。
随着沃尔特·司各特作品的面世，畅销小说向其现代体系即畅销小说“机器”的形成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在苏格兰出版商阿奇博尔德·康斯特布尔的天才设计下，每一部《威弗利》式新小说的面市都制造了——用悉尼·史密斯半开玩笑的话来说——“一个举国欢庆的节日”。
康斯特布尔采用一种绝顶聪明的销售“噱头”推广司各特的小说。在长达10年的岁月里，每当一部《威弗利》式小说问世（有时一年出3部），都会给人以出自“某位不知名的大人物”笔下的印象。这位神秘作者究竟是谁？要么是沃尔特·司各特，要么是魔鬼，玛丽亚·埃奇沃思如此评价。但谁能确定？无论好奇心会让猫怎么样，它至少能卖出小说。
“说大话”之术（“互相吹捧”、“天花乱坠式的宣传”）应当是19世纪20年代的“大话王子”亨利·科尔伯恩的专利。比如，科尔伯恩会暗示，某本小说是某位“显赫人物的手笔”，而此人之名，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尚不能公之于众。又如，（此事更加有名），他竟然声称某本小说发现于一个带血的枕头上。
科尔伯恩“造就”了迪斯累里（1827年出版《维维恩·格雷》）、摩根夫人（1806年出版《爱尔兰野姑娘》）和布尔沃·李顿（各种类型小说的大师级人物）。尽管他们都因科尔伯恩大吹大擂的推销方法成就畅销之梦，但对此法3位畅销作家都鄙夷不屑，其中最后一位还曾想象，要是耶稣的使徒把福音书手稿拿到他在康多伊特街的宅邸，不知“大话王子”该如何处置。
在梅费尔高级住宅区之外，贫民区里的广大读者们聊以自娱的是一些“廉价惊悚小说”。这些读物通常以劣质纸张印制，配以粗劣的木刻插图。此类连载读物在爱德华·劳埃德等出版商手里，一次可售出100万册。廉价惊悚小说中的“经典”（并非严格定义）之作有J. M. 莱莫的囚禁故事《被出卖的埃达》（1845）和托马斯·普莱斯特的《一串珍珠》（1846），人们对根据后者改编的舞台剧《理发师陶德》（别吃那个肉馅饼）更为熟悉。
到了19世纪中期，伴随国民文化水平的提高，乔治·劳特利奇出版的“铁路小说”使通俗小说得以通过国家运输系统向全国各地发送。尽管如此，中产阶级和受良好教育的精英阶层仍然是规模很小的读者群体。当时那个“伟大的不可模仿的”狄更斯，他创作的连载小说平均每月的销量也只有5万册。
与美国相比，英国不仅人少地狭，普通读者大众的文化程度也较低，而读者群体中的精英阶层却更为强大。该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有一条明显的深刻裂隙将读者分割开来。中产阶级和上层人士从缪迪先生或史密斯先生处，或者到他们开办的地方流通图书馆借阅体面的精装本小说，而“人民”则饥渴地阅读半便士一本的贫民窟文学，读完后把它们丢到茅厕里。
1870年颁布的《全民教育法》对于小说市场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同时也有一些类同化压力，但小说市场的阶层差别仍然存在。例如，19世纪90年代，中上层文化人士读的是歇洛克·福尔摩斯，该系列小说因在纽恩斯创办的《海滨杂志》（定价6便士的时尚通俗杂志，维多利亚女王还订了一份）上刊登而家喻户晓。一本“新福尔摩斯小说”足以将发行量推向50万。
相比之下，下层文化人士读的是塞克斯顿·布莱克，用多萝茜·L. 塞耶斯（塑造了“阔佬们的福尔摩斯”——彼得·温西爵爷）的话说，是“办公室勤杂工的歇洛克·福尔摩斯”。布莱克的破案故事于1893年开始在《半便士奇观》上出现。布莱克与福尔摩斯不同，他同某个作家的创作生涯没有必然联系。到了20世纪70年代，他还在继续他的破案工作，助手还是“华生”廷克和猎犬佩德罗。多年来，已有多达125个化名和匿名作者写过“布莱克故事”，年轻时的约翰·克里西是其中较为有名的一个。
其实，“塞克斯顿·布莱克写作工厂”（最后被诺思克利夫的联合出版集团收购）的所作所为，与19世纪40年代爱德华·劳埃德手下的那批“索尔兹伯里广潮文人们剽窃狄更斯作品的勾当（比如炮制《尼克威克外传》）没什么两样。不过，19世纪接近尾声时，威尔基·柯林斯所说的那个“不可知的大众”（“数量需以百万计的大众”）逐渐向文化程度更高、人口数量较少的中等教育阶层转移，那些受雇文人们的写作也随之更为高效。
通俗小说产业的销售额在上升，知名作家的报酬也在提高。到19世纪末，玛丽·科雷利、汉弗莱·沃德夫人、乔治·杜穆里埃和霍尔·凯恩等人凭借《软毡帽》、《埃莉诺》、《撒旦的悲伤》和《马恩岛人》等超级畅销小说收入可达1万英镑之多。这些5位数收入相当于今天杰弗里·阿彻所能赚取的7位数收入。这是个赚钱的行业。
随着三卷本小说——又称“图书馆版”小说——在19世纪90年代初期走向没落，英国的小说阅读明显经历了一次从借书文化向买书文化转变的过程。查托–温达斯、梅修因等“新”出版商开始在市场上大力推广单卷本小说，新版售价为6先令一本，而更便宜的重印本往往紧随其后。这种“单层”小说的零售对象既有消费者，也有投机取巧的“两便士”街角租书店。
在19世纪90年代的顶级畅销小说家中，科雷利是最为张扬的一个，在与同行作家争吵时，她也最咄咄逼人，因为她怀疑他们对她鄙夷不屑（事实的确如此）。与汉弗莱·沃德夫人的《罗伯特·埃尔斯梅尔》相比，《巴拉巴》（1893）在当时更加轰动，塑造了一个性情乖戾的人物“犹滴·加略”；而在市场表现方面，此书比沃德高调宣扬宗教虔诚的作品更为出色。在《撒旦的悲伤》一，科雷利塑造了一个小说家主人公，他同魔鬼签定了一个浮士德式的协议，用其灵魂交换一两部畅销小说。果然如此的话，作家们再也不用像乔治·吉辛那样在《新格拉布街》（1891）中悲叹笔耕之艰辛了。
风格更为“现实”的霍尔·凯恩，其灵感来自维克多·雨果，而非科雷利的写作导师布尔沃·李顿。凯恩的《马恩岛人》（1894）表达了他对出生地的感情，此书到1900年据说共卖出50万册。1901年，凯恩乘着新千年的大浪推出巨作《永恒之城》。该书预言1950年将出现一个共和国，立国宪章将是基督教主祷文。一位评论者如是评价道：“走进凯恩先生的城池更像是跳进了一大锅原始大杂烩之中。”而这锅大杂烩卖得像热烧饼。《永恒之城》据称是英国通俗小说中的首部“快销书”，在一两年内就卖出了100万册。丰厚的稿酬使凯恩在他的岛上俨然帝王一般，他坐着专人驾驶的劳斯莱斯出入他的城堡，令马恩岛居民们惊羡不已。他于1931年去世时，留下25万英镑遗产。
霍尔·凯恩和科雷利的作品在美国销量巨大，而杜穆里埃的《软毡帽》同样表现不俗。《软毡帽》反映的是被作者悄悄打上英国烙印的波希米亚式生活（vie bohème）。“菜园派”作家向美国的出口也不负众望。该派的主要代表是伊恩·麦克拉伦，其作品《美丽野蔷薇旁》（1894）在1895年佩克的“史上首个”美国畅销小说排行榜上排名第一。麦克拉伦的这部小说是一组佩思郡“德拉姆拓刻蒂”的生活小品，时而伤感做作，时而俏皮滑稽。麦克拉伦的另一部菜园派小说《逝去的美好时光》也上了1895年的排行榜（排名第六）。不写小说时，麦克拉伦的身份是约翰·华生牧师，一位不苟言笑的神职人员。
美国人对于苏格兰小说趋之若骛，对英格兰作品则热情略淡。伦敦对于不那么故作虔诚的菜园派大师J. M. 巴里倒是情有独钟。巴里借助“斯拉姆”故事在小说创作领域脱颖而出，这些故事又被改编成戏剧登上了伦敦西区的舞台（后来又进军好莱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