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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沉默的羔羊》上映后，托马斯·哈里斯为其史上最为成功的与电影配套的惊竦小说的畅销铺平了道路。他刻画的恶魔般的惯犯汉尼拔·莱克特博士与德拉库拉和弗兰肯斯坦一样，成为大众心目中著名的神秘人物。到2007年的《少年汉尼拔》（小说与电影同时酝酿）问世时，哈里斯塑造的精神变态恶魔（在1981年的《红龙》中以次要角色出现）被美国电影学院投票评为“电影史上最令人难忘的恶棍形象”，并已成为自歇洛克·福尔摩斯以来通俗小说领域最强大的赚钱机器。
哈里斯的创作慢得出名，约翰·格里森姆与之相比则显得驾轻就熟。从小说《律师事务所》（1991）开始，格里森姆把他的创作变成了一条法律惊险小说输送带。由这条输送带源源不断推出的小说，又无一例外地被改编成一部部取得巨大成功、票房收入极其丰厚的电影作品。他的小说中有一股自由理想主义暗流，吸引着众多本来无暇关注法庭斗士的读者。克林顿总统很喜欢这些小说，格里森姆就是他的克兰西。对于非裔美国作家沃尔特·莫斯利以洛杉矶为背景创作的侦探小说，克林顿读得同样津津有味。托妮·莫里森（1987年畅销小说《宠儿》的作者）称，克林顿是美国第一个“黑人总统”。从其床头阅读物看，这个称号名副其实。
到90年代末，在由他的作品改编的亿元票房电影的推动下，格里森姆的小说仅精装本就能卖出200万册，并且在其后一两年内又可售出5倍数量的纸皮本。2005年，格里森姆的《掮客》在精装本和大众纸皮本畅销小说两个排行榜上同时夺魁，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
格里森姆与斯蒂芬·金不同，金尝试创作了狄更斯式的连载作品（《绿里奇迹》）、电子小说（《植物》）和一些饶有趣味、涉及旧有主题的作品（如《玫瑰疯狂者》中的配偶暴力问题），而格里森姆从未偏离自己的固有创作模式。他的中篇小说《逃离圣诞》（2001）是唯一例外——不可避免地，此书又成了一部占据排行榜头名的作品。
格里森姆是个精通业务的律师，而迈克尔·克莱顿则是个训练有素的科学家。他运用相同的创作手法，成功推出了一批经过大量缜密研究完成的高科技惊险小说，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侏罗纪公园》（1990年出版，1993年由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拍成电影）。这是一部科学传奇故事，包括巴勒斯“人猿泰山”系列的通俗惊悚元素，间或涉及一些关于混沌理论及斯蒂芬·杰伊·古尔德的间断进化模式的阐释说明。克莱顿的小说中还附有体现作者广博学识的文献条目，究其目的，恐怕炫耀多于宣教。
克莱顿不似格里森姆，时而马失前蹄。《侏罗纪公园》取得了空前成功，《刚果惊魂》（一部涉及同样的达尔文理论主题的幻想小说）则一败涂地。它与阿瑟·赫索格的《杀人蜂》一起，共同造就了电影史上一直以来公认的两部最令人解颐的失败之作。
这3位畅销书榜头名作家的小说都因电影与图书之间的互相促进配合而销量倍增。这种效果如此明显，人们甚至怀疑有一种业内人士所说的“尾巴摇狗”效应在起作用，就是说，作家在构思小说时，已经将其想象成电影情节和剧本。
1976年《凶兆》的出版是20世纪美国通俗小说史上的突破性事件之一。戴维·塞尔策在完成电影剧本的同时又出版了它的“小说版”：前者破了票房纪录，后者夺得畅销书排行榜冠军。将电影改写成小说这一领域已有艾伦·迪恩·福斯特等诸多大师，塞尔策与之相比毫不逊色，他的小说版赢得了评论界的赞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