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
20世纪60年代初，畅销小说排行榜为欧文·斯通数量众多的传记小说所统治。其中的《痛苦与狂喜》（1961年排名第一）是一部基于米开朗琪罗的生平创作的作品。据作者记录，此书花去他6年时间的调研——足足顶得上一个博士学位。这部小说被拍成了电影，具有一种适度的虔诚恭敬，由查尔顿·赫斯顿主演。
斯通的传记式小说卷帙浩繁，而詹姆斯·A. 米切纳的地理小说与之相比也是篇幅惊人。他的首部长篇巨著《夏威夷》在1959年登上美国畅销书榜榜首，而恰恰是在那一年这处太平洋群岛成为美国的一个州。米切纳在小说致谢页中透露，他的写作得到了许多研究小组的帮助。到后来，他似乎已经写尽了地球上值得写的地点，1983年，他的《太空》获得了畅销书榜第二名的成绩。自从费尼莫尔·库珀把老态龙钟的纳蒂·邦坡送到西部（《大草原》，1827）以来，不断会有新的地理区域出现在美国文学作品中，由作家们去穿越游历、探察勘界和讴歌赞颂。
从图书业界的角度看，1959—1960年间最重要的通俗小说，是那部由早已谢世的D. H. 劳伦斯写于30年前、描写英格兰林中私情的爱情小说《查特莱夫人的情人》。这部小说因含有脏词和性描写段落而多年遭禁。而今时过境迁，劳伦斯那部老旧的主题小说在经历一连串法庭听证后终获出版许可。由于不受美国版权法保护，此书再版后马上遭到大量盗印，盗版者们热情高涨，是自19世纪80年代那段昔日美好时光以来不曾见到的。大批廉价的再版《查特莱夫人的情人》铺天盖地般地向美国公众倾销，20世纪60年代的“纸皮书革命”似乎也是由此触发的。
劳伦斯之后的“宽容气氛”为一些探索性文学作品的问世创造了条件，菲利普·罗斯的《波特诺的怨诉》（1969年排名第一）就是这类作品，该小说歌颂了英雄般的犹太式自慰。但这种气氛也纵容了哈罗德·罗宾斯的系列超级畅销小说所展现的那种极其令人作呕的粗鄙残忍。该系列首部小说是《提包客》（1961年排名第五，其纸皮版更为畅销）。这部传记式小说记述了性情古怪的飞行家和电影制片人霍华德·休斯的故事，包含露骨的性描写以及更为露骨的性虐待内容。比如，有一段说，主人公通过一个烟袋发现了折磨和杀害其母亲的凶手——凶手用这个不幸女人的乳房做成了这个烟袋。这样的情节劳伦斯看了也会震惊不已。
其实读者也可以找到不那么淫秽下流的作品。阿瑟·黑利以《饭店》（1965年排名第一）为起点，开始创作一系列经过缜密调查后完成的小说。《饭店》重写了维基·鲍姆早年同样畅销的小说《大饭店》（1931）。黑利出生于英国，但已彻底美国化；他的小说内容还将涉及机尝银行、汽车厂、医院和发电站。黑利称，他花4年写一部小说：3年调研，1年撰写。在60年代晚期和70年代，黑利成了个点石成金的人，他的作品使美国人懂得了现代美国如何运转。
自二战以来，类型小说发展迅速，已经摆脱了其原来廉价通俗小说身份的局限，而其中的一些顶尖之作更是希图登堂入室，取得高雅文学作品的地位。这一变化主要应归功于这些“类别”小说通过设立评奖机制所实现的自我评价，这些奖项包括埃德加奖（以侦探小说之父埃德加·爱伦·坡命名）、雨果奖（以科幻小说之父雨果·根斯巴克命名）等。而法国知识界对于黑色犯罪小说（包括哈米特、切斯特·海姆斯、吉姆·汤普森等人的作品）推崇备至，又为类型小说增添了一丝深刻高贵的色彩。
除了一些长盛不衰的经典作品（如埃勒里·奎因系列），类型小说还以一些非常规方式向多样化发展。海姆斯凭借其首部“棺材埃德·约翰逊和掘坟琼斯”系列警探小说《哈莱姆之怒》（1967）成功地将弗朗兹·法农式的黑色风格和非洲裔美国人的黑人文化认同融于一体。而托尼·希勒曼则在《赐福之路》（1970）中塑造了印第安纳瓦霍族警探乔·利普霍恩和杰吉姆·奇这两个人物，开创了一种更加另类的警探小说。在犯罪–冒险小说领域最受批评界推崇的作家是埃尔莫尔·伦纳德。从1969年出版《大反弹》开始，他放弃了电影脚本写作，转而投入全新的小说创作，获得了巨大成功。
科幻小说也以类似的方式抬升自身地位（这令其铁杆读者深感不安）。雷·布雷德伯里以《华氏451度》等作品摆脱了科幻小说的窠臼，赢得大量读者，并获取批评界的高度尊敬。《华氏451度》讽刺了一种新的由电视推动的市侩风气。有人酸溜溜地说，布雷德伯里是那些不喜欢科幻小说（或电视剧）的读者最为喜爱的科幻作家。弗兰克·赫伯特的《沙丘》（1965）源于作者为俄勒冈海岸的水土保持而作的研究。这些史诗式小说与阿西莫夫的《基地》三步曲（1951）一样，成了令人膜拜的经典，甚至上了美国的大学讲堂——这是至高无上的褒奖。
随着杰奎琳·苏珊的《玩偶谷》（1966年排名第一，一度以史上最畅销小说的身份被收录于《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的出版，女性爱情小说进入了新的无拘无束的自由乐土。《玩偶谷》讲述的是3个嗜吃药丸（即“玩偶”）的年轻性感的女性（另一种意义上的“玩偶”）在纽约闯荡的复杂故事，苏珊的小说——她本人极具市场号召力、堪比时装模特的形象促进了其作品的销售——充当了后来众所周知的“紧身围腰撕裂”小说的开路先锋。英国作家莫莉·帕金是这类小说的实践者，她不以为然地称之为“没有贞操裤的女性浪漫故事”。
60年代末的社会气氛带有明显的叛逆色彩，即使纯粹的剧情小说也不例外。一切都在撕裂，不光是紧身围腰，甚至包括美国梦在内。伊莱亚·卡赞的《安排》（1967年排名第一）描写了一个——套用斯陇威尔逊1955年那部畅销小说的书名——“穿灰色法兰绒套装的男人”。卡赞塑造的这个灰衣男人是个香烟广告经理，他有步骤有计划地毁掉了自己辛苦建立起来的功成名就的生活。1964年，美国卫生局局长发布了关于吸烟和癌症关系的毁灭性报告，使小说的背景变得昏灰暗淡。
罗宾·穆尔的《绿色贝雷帽》（1965年排名第五）等支持越战的小说在当时毁誉参半，也反映出当时一个国家被深深撕裂的状况。穆尔的小说被约翰·韦恩拍成电影，由韦恩主演，赢回了他的美国输掉的那场战争。
美国人也还有一致同意的事。迈克尔·克莱顿的科技惊险小说《安德洛墨达品系》（1969年排名第五）是第一部“真正”进入年度排行榜上游位置的科幻小说。这部小说对美国（尤其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科学技术大加赞扬；而美国为阿波罗登月计划进行的民族主义宣传也大大促进了小说的销售。越共可能还没有被打败，但苏联却已在两国间的这场登月竞赛中被完全超越，该竞赛由肯尼迪总统于1963年宣布开始进行。1968年，阿瑟·C. 克拉克根据斯坦利·库布里克的电影《2001》（这部电影本身由这位英国科幻小说家的一部短篇小说改编而成）而创作的那部小说，同样因受惠于阿波罗计划而大获成功。在随后的几年里，克拉克创作的从《2010》到《2060》的“十年续集”系列作品都进入了畅销书排行榜，每部作品都洋溢着从他的师父、科幻乌托邦小说作家奥拉夫·斯特普尔顿那里学来的对于宇宙的乐观态度。
60年代晚期和70年代，精装本和纸皮本小说都明显呈现出新的销售规模。这种超级畅销书热卖局面的形成，源于马里奥·普佐的《教父》，它的面世畅销颇富传奇色彩。作者后来回忆道：“那时我已45岁，欠了亲戚、金融公司、银行、各类赌注经纪人和高利贷者共两万美元债务，确实到了该成大器大赚一笔的时候了。”他的小说果真大赚了一笔，达到了一个新的畅销层次。《教父》之于黑手党犹如阿瑟·黑利之于机场，带来的好处或许更多；另外，为了避免得罪遵纪守法的意大利裔美国人，小说或电影都从未直接称他们为犯罪团伙。
在其后的10年间，《教父》在美国售出1000万册，销量空前。理查德·巴赫的《海鸥乔纳森·利文斯顿》（1970）、彼得·布拉蒂的《驱魔人》（1971）、彼得·本奇利的《大白鲨》（1974）、埃里克·西格尔的《爱情故事》以及埃丽卡·扬的《飞行恐惧》（1974年出版，是《波特诺的怨诉》的女权主义版）都在非常短暂的时间内跨越了这道销量门槛。有些小说，如哈珀·李的《杀死一只知更鸟》（1960年重印），被视作模范公民教育的教材推荐给一代代美国学童，由于在学校销售，其累积销售总数可能也相差无几，但从来没有像这些畅销书这样卖得这么快。
书卖得快，好书自然也多起来。里根（一贯喜爱畅销书）对此喜欢说：水涨船高。文学史家们视为经典著作的那些小说因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的书市繁荣而获益匪浅。E. L. 多克托罗的《雷格泰姆音乐》是一部布文谋篇机智巧妙的“反二百周年”小说，1975—1976年度排名第一。除了荣获销量冠军外，这部小说还夺得诸多文学奖项。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贝娄的《洪堡的礼物》也进入了该年度的前10名。同时上榜的还有朱迪丝·罗斯纳那部宣称“贝蒂·弗里丹误导了我们，女权主义要复杂得多”的情节剧小说《寻找古德巴先生》。
在其后几年，大众图书市场的一个基本特点是频繁出现“高质量的超级畅销书”，如威廉·斯蒂伦的《苏菲的选择》（1979年排名第二）、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使女的故事》（1986）、汤姆·沃尔夫的《名利之火》（1987）以及萨曼·拉什迪的《撒旦诗篇》（1989）。很显然，美国人的文学鉴赏力并未因通俗小说的日益走红或畅销小说的畅销而堕落沉沦。悲观主义者在这一点上说错了。
